村里的文章

村里的文章（精选20篇）

一棵树的悼念

文/冯积岐

这棵树守在我们村的村口。这是一棵白皮松，它的树身雪白雪白，如同皎洁的月光，恬静、安详；树身三人合抱不住，高大、伟岸；树冠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匝地的树荫厚厚的、圆圆的一圈，仿佛一个巨人盘腿而坐。站在十几里以外的岐山大塬上，远眺我们村里的松树，它的光芒像箭一样穿透薄纱般的雾岚，越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其形象依旧清晰、明朗，一点儿不模糊，一点儿不暧昧。无论近看远眺，它都是坚定的、坚毅的，给我们村远行而归的人以信心和信念。

这棵白皮松是岐山县的景致之一，也是我们村的标志。没有人测算过它的树龄，我小时候，村里的老人就说它是千年松。我们村属于先周墓群区，也许，它的根基就扎在先周。

我曾经在小说中多次描述过这棵白皮松，将它想象为一棵能开口说话的人树。我也曾虚构过，小说中的祖母为保护这棵松树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事实是：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陆军学校第七分校在距离我们村三里路的周公庙开办，因为军饷不足，军校的官兵常常会去附近的村子里拆庙伐树卖钱。他们曾几次到我们村，试图伐掉这棵白皮松卖钱，而最终没有成行。也许，他们畏怯它的高大，畏惧它历经千年沧桑的古老。松树因此逃过一劫，活到了现在。

小时候，祖母常常牵着我的手在树下拣拾松子和脱落的松树皮。树皮或像飞鸟，或像牛像马，或像山像石，这些树皮很有形象感。我的童年记忆，有不少日子烙印在松树下的青草地上：站在树下，可以听见，松涛声如吟似唱，如歌似诉；郁郁葱葱的松针间仿佛向下滴落绿色的汁液，绿了我和祖母，也绿了我的心灵，我的心中仿佛是一片绿草地。

我们村里的老人一茬又一茬白了头发，老去了，下世了。我在松树的注目中走过了童年、青年和中年，也开始变老了。可是，那棵白皮松却依然神采奕奕、翠绿如初，它似乎和衰老无关。

然而，就在几年前，松树突然衰老了，树皮开始大片地脱落，松针枯黄了、落掉了，不再续长，树干光秃了，由雪白变为灰白，又由灰白变为黑色。那黑色的枝丫贴在蔚蓝色的天幕上，如伸出去的手臂，它似乎在无奈地呼喊或叹息着什么。老远看，白皮松像一幅水墨画悬挂在天地间，有悲壮的美感。

通过这，我知道了，世间万物都有老的时候。我们常说的“不老松”，只是因为人寿只有百八十年的缘故，所以许多人难以见到自然老去的松。如果以天地为参照而观之，松的生命周期，也许跟我们眼中的夏虫差不多吧。

但是，不论如何，这棵松树在我们眼里，已经是个奇迹，甚至是神祇一样的存在了。所以， 我们村里的人为了悼念这棵树，为它立了碑，刻写了碑文。我回到故乡，站立在松树前，回想起它当年的雄壮、英武，心中未免有一种悲伤感：这么顽强的松树，它历经了无数次的雪虐风饕，怎么说死就死了？既然有生命，就有死亡，凡是生命，都难逃这一定律。白皮松死了，可它依旧那么伟岸，那么刚直，不屈不弯，守在村口，仍被村里的人们记在心里。这才是一棵树的真正价值。

幸福的味道

文/王顺中

一位老人，整天拉着伴他多年的老牛，在无边的原野上蹒跚放牧。后来，村里养牛的人越来越少，在乡村地头徘徊了几千年的“牛郎”，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视线，这位放牛的老者却渐渐成为村里的焦点和谈资。“他儿子那样发财，在大上海都有车又有房，还让老人在家放牛，简直是……”“是该享享福了，又不是日子不能过，咋能……”

儿子只得把家里也是村里唯一的老牛卖了，硬是将倔强的老父亲接到城里享福。可是天违人愿，进城不久，老父亲居然一病不起。

“我……想牛——”儿子又花上好几倍的价钱，将那头牛重新拉到父亲面前。“啊——”老人见到熟悉的老牛，竟然两眼放光大叫起来。不久，那个头顶草帽，手拉老牛的蹒跚身影又在村里出现了。

幸福就像穿在脚上的鞋子，舒服与否，只有自己最有发言权。

五色纽扣

文/王星铭

一九六六年秋天，一个步行串联的学生运动在全国很快展开。其时，我和我的几个同学也在悄悄地策划着，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准备徒步串联去北京。

十一月二十日黎明，我们一行十人，背着各自的行李和乐器，从学校向着北京出发了。大约走了十多天，我发现棉袄上的纽扣已经被背带一个个撸光。寒冷的北风在身上窜来窜去，我只好找一根草绳凑合系着，继续前行。那天，当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我们走进一个叫大洼的村子。

大洼村地处晋蒙冀三省交界，三面环山，朝东可见一段土长城。全村有三十多户人家，以曹姓居多。村主任是个转业军人，说话爽快，办事利落，一会儿功夫就把大家安排到村里的几户“光荣之家”去住宿。

眼看同学们被来人一个个领走，我一个人呆站着有点儿慌神。这时，村主任领来一个穿灰兰衣服的女孩儿，给我介绍说：“这是俄（我）那侄女儿，叫小霞，吃住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跟她走吧。”

小霞是个秀气的女孩儿，脸庞白皙，眼神里藏着几许忧郁。见我背起行李，她走过来帮我拿上胡琴，朝我腰间系着的草绳望了一眼，便加快脚步往她家走去。

路上我想着和她聊上几句，可她总是走在前面，只是不时回头看看，像是怕我走丢似的。大山里的闺女，是有点拘谨，快到家了我俩也没说上一句话。

小霞家是个敞院，西边有围墙，北面是一排土房，东南方向敞开着，可以瞭见过往的路人。小霞妈听见响动，就出门把我迎进去。

房间挺大，里外两间。外间有水瓮、灶台，靠墙角放一个地桌、一张木床；里面那间就是这娘俩的卧房，一盘土炕，一个躺柜，暗红油亮的躺柜上摆放着“光荣之家”的金边相框，格外显眼。

我把行李放在靠墙的木床上，解开腰间系着的草绳，脱下棉袄挂在对面的墙上。小霞端来洗脸水，把一条热热的毛巾递过来，我一边擦脸一边好奇地问：“你上几年级了？” 见没有回应，又随口问道：“这村里有学校吗？”她苦笑着摇摇头。小霞妈赶忙过来解释：“俄（我）娃是该上五年级了，自从他爹走了就没再去念。”我疑惑着点点头。

原来这是个光荣的四口之家，老俩口有一儿一女。前年儿子参了军、领了证，谁料，年底老爷子在矿井下出了事故，家里就没人能送她上学了。

听说有红卫兵要来村里访贫问苦，这娘俩早早就收拾好房间，把饭摆上了地桌。见我洗完了脸，小霞妈便招呼我过来吃糕，顺手把桌上的盘盖揭开。

我喜欢吃糕，深知这软糕是北方农家逢年过节的美餐，也是招待亲朋的佳肴。可我往盘里一看，这软糕咋是红红的？我吃过黄的、白的，还没见过这赫红色的软糕，心里犯了嘀咕。小霞妈看我犹疑，就笑着说：“俄（我）们这儿种的是软高粱，做出来就是这色儿，和你们那头的黄米糕一个样。”

小霞夹起一块软糕放在酸汤碗里，轻轻地对我说：“走得饿了，快吃哇。”这是我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我认真地看了她一眼，仔细地品尝起来。真香啊！也许是我好久没吃到软糕了，一口气吃下七八个软糕团子。

谢谢小霞那热热的毛巾，谢谢这可口的红软糕，我兴致十足地拿起胡琴拉起来。《山村变了样》《豫北叙事曲》《江河水》……把我会拉的曲子统统拉一遍。稍歇，小霞又递我一杯水，开口轻轻地问：“会拉那个‘天上布满星’吗？”我一下发懵，脑子却在快速地搜索着。

“哦！就是那首广播里经常播放的歌曲，叫《不忘阶级苦》，是我们出来访贫问苦的主题歌呢。”

“你会唱吗？”“学过几句，还不熟。”小霞腼腆地回答。“咱们来试试？我给你伴奏。”说着我就拉起了前奏。“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刚唱几句，就发现小霞的眼里转起泪花，声音颤抖着忽高忽低。等唱到后半段时，母女俩已经是泪流满面。

我歉疚地收住琴弓，感觉小霞用胳膊来回推搡着，让我继续往下拉。小霞妈擦擦眼泪说：“你拉吧，让俄（我）闺女好好学学。这些日子她一直苦着呢，每天都等着她哥哥回来。”

我明白了，这痛苦的思念让小霞好不开心，看来不能光忆苦，还要思甜嘛！我随机加快了演奏的速度，让那悲愤的情绪渐渐变得舒缓、坚强。

音乐就是这么怪，一会儿让你回忆，一会儿给你抚慰，一会儿让你泪流满面，一会儿又让你顿生快乐。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停止了演奏，也不清楚何时进入梦乡。睁开眼时，天已发亮。我赶紧下床，收拾行装。当正要拿起挂在墙上的棉袄时，我怔住了，发现上面缀好了五颗不同颜色的纽扣，有黑的、灰的、绿的，暗黄色的和深蓝色的，就像一只伸开的小手捂在我的胸口，瞬间窜起阵阵暖流。

我不由地想起奶奶身边的那个针线盒，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纽扣。家里谁丢了扣子，奶奶总会去翻腾那个盒子。小霞家是不也有这种盒子？我不知道。但在这么偏远的小山村里，能找到这样颜色各异的五个纽扣，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我穿好棉袄径直向门外走去，看见门口摆放着两只水桶，心里便有了主意。于是，就一手拎起一只，飞也似的向西边跑去。

说实话，那时我真不知道村里的水井在哪个方向？只看见前面一群羊在咩咩地叫，羊倌跟在后面不时地吆喝着……

后来，我终于满头大汗地提回了两桶水，倒进水缸，背起行装，急匆匆去找已经出发的队友。

此刻，朝东的远方，红色的太阳正在升起，土长城上隐隐传来队友的呼唤。我心里一惊，仿佛丢下了什么，不由地回头看看。原来，那个秀气的小霞还站在自家门口，微笑着向我招手……

暖暖的牛哞

文/梦想绕进现实

耕牛是村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牛哞是最让人心暖意满的旋律。如果说狗叫代表热烈，鸡鸣代表清丽，马嘶代表激昂，悠长的牛哞则意味着醇厚与宽广，有如长号发出的滑音饱满而稳重，为村庄里的生命交响增添了许多色彩。

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叫《牛郎织女》的电影，里面有一头神奇的耕牛，能说会道、心地善良且勇于牺牲自我，在它的帮助下，牛郎得到了织女的真挚爱情。从那以后，我一直觉得牛比马和狗更加可爱和富有灵性。因此每次在村里与牛邂逅，我都被它们黑大清亮的眼睛所吸引，被牛眸子里善良温柔的光芒所感动。我梦想着生产队的牛群里也生活着一头神牛，有朝一日也会跑出来帮我实现人生的愿望。我就那样满心地崇敬着、期待着，但直到我家从村里搬走仍没有一头牛对我开口说话。牛始终一副安祥恬静、不紧不慢的样子。每天早晨，牛哞的一声被大人们牵着下地干活，傍晚牛再哞的一声领着大人们返回村庄。即使有人故意挡住牛的去路它们也并不着急，仍旧对人回以温暖的一撇，然后发出一声悠远的牛哞，算是对人的一种宽容和回答。

牛与叽叽喳喳的鸟儿、吵吵嚷嚷村狗不同，它们的哞叫是珍贵的、难得的。人只有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才会听到牛哞。我被牛哞震撼和感动是在六岁那年的夏天。那天我们一大帮小伙伴在北沟玩摔泥泡，正起劲时听见村里不时传来阵阵牛哞。不一会，又看见一只只黄色的、黑色的庞大身躯纷纷往北沟方向走来，走几步叫一阵，牛哞声悲悲切切的。我们赶忙跑过去，原来有一头牛误食了毒草，胀肚死在靠近村庄的水坑边。从村里赶来的牛是在向昔日的同伴作别，它们个个叫声中充满悲伤，眼睛里全是泪水，好多只竟被泪痕打湿了脸颊上的绒毛。一连好几天，村里的牛路过那个水坑都会驻足下来，喘着粗气嗅几下，然后哞叫一阵再走开。我完全被那阵牛哞所打动。我不仅由衷地感叹，牛是一种多么重情重义的生灵呀！又是怀着怎样一副悲悯的心肠！

从那以后我再没听到过成群的牛哞。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丰子恺画的那副《乞命》图。画中的屠夫手持着尖刀，眼露凶光，他面前的牛则前腿跪地，泪飞如雨。牛脸的真诚与人脸的无情、牛眼的清泪与人眼的混浊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那一刻，村里的年哞再次从记忆中响起，像是在叩问我的灵魂。我知道，那牛的悲悯心肠对人的丑陋欲望的诘难。假如你有幸在一个村庄听过那暖暖的牛哞，相信此刻也一定会潸然泪下。因为在牛的面前，我们人类实在应该自惭形秽，实在应该深刻反思，实在应该有所警悟。牛的情义正是我们人类曾经引以为傲、现在又非常奇缺的精神！

包产到户后，原先队里的牛分给了各家，村里的牛很难聚在一起。后来，有些人家买来了“铁牛”（拖拉机）。原来生产队里的“牛兄牛弟”在互不知情中被一个个主人给卖掉了，留在村里的牛连送别一声的机会也没有。村人卖牛时的心情是急迫的，好像卖掉了慢悠悠的牛，急匆匆的人迈向现代化的脚步就再没有了拖累。现在村里基本上没有了牛的身影，机器冰冷的轰鸣取代了耕牛暖暖的哞叫，为村里新一代孩童演绎了一曲“现代乐章”。只是我不知道，铁牛轰鸣是否会像牛哞一样，能够让今天的孩子心中有情、心怀悲悯？

大哥那些事

文/刘曼华

清明节，我带上老婆孩子回老家安仁扫墓，顺便省亲踏青。

父母都已去世，两个姐姐早已出嫁，二哥也在县里工作，老家农村只剩下大哥留守。大哥高中毕业，年轻时受到父亲的影响和薰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当上了村支书和村主任，至今当村干部已近20年。因他公私分明，公平公正，非常有人缘，深得群众爱戴。

据说大哥刚当上村委主任时，上任村委什么账目都没有留下来，村里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后来，乡里重新建账，村级工作才在艰难中重新起步。可村民们纷纷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家务农。农田不允许抛荒，退耕还林工作要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解决劳动力危机，村里大量推行农业机械化种植，从耕田到稻谷播种、插秧、收割等基本实现了农机操作，极大节省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尤其是烤烟工作，县里推行决心非常大，但最初村民的抵触情绪也非常大，因为烟草公司收购烟叶时价格波动大，经常压级压价，导致村民的种植积极性与县乡政府的积极性产生极大的反差，烟叶生产面积难以扩大。大哥成为县人大代表后，联合农村代表在县人大代表会上多次提出建议，促成烟叶购销公司与农户最终达成了谅解。现在农村的烤烟面积始终保持在县里要求种植的面积以上，烟叶税收返还也成了多数村里唯一的集体收入。

我村地处安仁县边陲穷乡，靠近茶陵，语言也是介于安仁话与茶陵话的中间话。大哥自从当上村支部书记后，想了许多办法，探讨办村级企业，但因为村里交通基础太差，水利设施落后，尤其村前一条河流经常涨大水，将河堤冲得稀巴烂，而彻底解决这些基础设施问题所需资金又太多，实在令人望而却步。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大哥在安仁举办了全县首届高田村在外工作人员座谈会，邀请了全村在外工作的200多人欢聚一堂，献计献策，取得了轰动效应。此后，村里在外工作人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想方设法将村里纳入了市里贫困村，改建了村里小学，修通了通村公路和通组公路，建好了水毁设施，新建了村级党建大楼，改善了村级办公环境，完善了村级卫生所配置，山上种上了良种树木，田野大片大片烤烟绿意盎然，村里面貌焕然一新。

更加可喜的是，在加大力度大搞精准扶贫的情况下，我们村120户贫困户被列入精准扶贫对象，列入一对一扶持，并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比方说家里有学生的，在读高中时，免收高中阶段学费；对于有能力搞产业的，可提供一定数额的免息贷款……

看到家乡的巨变，闻着芬芳的泥土气息，我不禁陶醉在家乡希望的田野上。

柳哨声声中的虫儿

文/五毒蜈蚣

五十多年前，爸爸妈妈去修密云水库，我和弟弟从城关被送到姥姥家，有红绿的酸酸柳，有捉不尽的蚂蚱和蜻蜓，村外不长有水的小河，嬉耍洗刷刷的的池塘，菰拈的淡淡酸甜，疯跑的孩子和爬满树杈的丝瓜，没有了父母的唠叨，我和弟弟小疯子的几天就和村里的小孩玩的疯天火地。

趴在只有十几个学生一二三年级混班的教室的窗户上，我看见那个圆圆的脸留有长长的孝顺小辫的虫儿，虫儿是村里最孤独的一户，据说当年他和母亲是投靠在一个远房亲戚才落户到这个小小的村里，后来知道他的爸爸是某一个军阀的第几个姨太太，去了台湾，留下这孤儿寡母就要和历次的运动结缘了，除了我，虫儿没有了一起玩的伙伴。

柳树返青了，远远听到在池塘边的柳哨声，那样的悠长婉转，引得我去寻觅，于是和虫儿成了好伙伴，憨厚的笑，细长的手和几分钟就能用一把小刀搓捻抽削的变成一个只有半天寿命的柳哨，虫儿送给我一张画在草纸上的火车头的铅笔画，告诉我这叫火车，那时村里的小孩没有看见过火车，只有我们两个见过和坐过火车。我们就这样的两个有外地关系的人成了好伙伴。他说他叫宠儿，是哪个能当爷爷年龄的爸爸给起的，他没有看见过爸爸，妈妈告诉他还在肚子里，爸爸匆忙走时说，不管生男生女，就叫宠儿。嘱咐不要和别人说，妈妈说他的爸爸有枪，好多人给他敬礼，出门是坐汽车的，他们是随着部队在这个小村里整编的，后来队伍走了，他们和给他家做饭的是个什么舅姑爷就留在这里。这是我们躲在麦秸垛里说的悄悄话。

吹着虫儿做的柳哨，藏在镜框后的火车的草纸画，开始了我们童年无忌的交往，虫儿淡淡的忧愁，总是躲在静静的角落底下圆圆的头，玩着自己的孝顺毛小辫。只有我们在一起，那灿烂的笑容，诙谐的对话和总是对勾和5分的作业本，就是我童年的偶像。忘不了柳哨声声，忘不了筐筐的青柴火，忘不了帮我从几里外粮站替我背回的我和弟弟的28斤粮食。

水库修完了，爸妈回来了，我们家也在那下放的运动中改吃了农业粮，回我的老家去上四年级，和虫儿分开了，再也听不到那婉转的柳哨声声了。再回姥姥家，听说我走后部队来了几个当兵的，把虫儿和***再加上那个舅姑爷的老伙夫一起接走了，各种猜测后就被村里人淡淡的忘记了，从此没有了任何消息。

大我三岁的虫儿，你在哪里，还记得那些我们爬过的树，那些只属于我们的小秘密，你的面孔淡淡的弥散了，只有那个晃动孝顺毛的小辫辫和那青脆的柳哨，还在我微醺后不时的重放，过的好吗？又在柳枝返青的季节，你在柳林深处吹你的柳哨，我会寻觅你的柳哨声。

消逝的树

文/方桂红

村庄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村口没有一棵让人向往的古树。

“应该有的。”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甚至想着那该是樟树、枫树、榆树、银杏、或是金桂，可是问过村里许多老人，他们都说没见过有树。这答案让我不禁有些失望。

就如一个家庭，总希望有位睿智老人在呵护和关注家人一样，觉得一个村庄，也该有这样的标志来护佑村庄，承载村庄历史，而这个标志最好是树，是苍劲挺拔的树，即便一棵，只要有生命存在，也了人心愿。于是，我在村庄更早通往外界的出口寻找，想在那里得到答案，却依然失望。

我知道村庄内曾经有棵树。那是棵桂花树，就长在一户人家的围院里。树很高，站在村头便能看到树冠，树干需三四个人环抱才行。深秋，庄稼收获的季节，微风吹过，整个村庄被金桂的甜香氤氲。孩提的我们，总喜欢跑进院子里看桂花雨，喜欢张开手掌掬着，倘若有花蕊落到手心，便像中了彩一般，欢喜不已。后来，那户人家搬走去了城市，每到清明，他们还回村庄祭祖，后来，他们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是要断回乡的路了。”从此，在村庄再没见过他们。那年仲秋，我回乡探亲，习惯站在村头朝桂花树方向望，隐约中，感觉树没了原先的葱郁，倒有些像倦怠了的老人。那些日子，空气淡淡的，我开始隐隐有些不安，“那树已经两年没开花了，大概是老了，现在正落叶呢。”妈妈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我无法判断，这棵树的老去是因岁月，还是其他，只是这样的结果令人无奈，无法释怀。

村外田地边，曾有过一片银杏林（村里人称“白果林”），有十几棵银杏树，树干挺拔。孩提时，遇到大人在附近做事，我们总是跟着去林里玩。秋天，叶子黄了，果子熟了，宝贝似的拣回家，将叶作扇，将果磨孔，剔出核肉，做哨子。夏季的一个晌午，狂风大作，我冒雨给妈妈送蓑衣，虽是戴着雨笠，可见到妈妈时，我还是全身湿透。妈妈见了生气，怪我雨大风大不该出门，那年，我七岁。时隔多年，我却依然记得，从银杏林回家，妈妈始终牵着我的手，从没松开。也就在那场暴雨中，村里一个男孩在野外放牛被雷电击倒，银杏林里几棵树或被连根拔起，或被雷电拦腰劈断。从此，村里少了一位俊秀少年，村外没了银杏林。从那以后，对于大自然，我心怀敬畏。

我还是放不下村口的标志，我给自己解释：或许在很久很久以前，村口是有棵树的，或樟树，或枫树，或榆树，只是这棵树没经得起岁月沧桑，以致后人不知晓罢了。而凡俗的我们，除了珍惜和感恩，谁又能抵得过时光和大自然的力量？

心似春风

文/白志民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在家吃完饺子，正准备下楼骑上自行车，回离县城10里远的老家，去见一位好友、村里精准扶贫的特困户许老六。这是年前他和我，还有老支书，早就约好了的。受他的再三盛邀，我和老支书趁着大年初一到他家喝酒，以庆贺他家这几年的大变化。

突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老支书打来的，莫不是怕我忘记了此事来提醒我？接通了手机，“喂，老白，不用来啦，老许的庆贺宴席退了。”我忙问：“说得好好的咋就变卦了？可让人家埋怨咱看不起困难户啊！”“不是，不是的！”老支书忙解释道：“三十晚上人家许老六就来找我了，说是三儿子从厂里打工回来告诉他的，那种新型冠状病毒越来越严重，今年过年要呆在家里，不出门不待客，等疫情过后再聚。”我心里有点自责，对眼前的疫情竟忽视麻木到如此地步，忙回答道：“好，人家老许比咱想得周到。”“还有，他原来给咱说的过了年要盖新房，正月初上就不动工了”。老支书正说着，电话里有了嘈杂声，他忙告诉我：“咱村口有外地来人被执勤挡住了，让我赶忙去看看！”老支书挂断了电话，我停在原地不禁沉思起来。

许老六是村里首批精准扶贫户，他、老支书和我，都是自小在村里长大，又一块上了小学初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先后加入了党组织，在生产队吃过“大锅饭”、拉过架子车送粪、赶过牛屁股种地。以后，老支书参了军，服役三年后回到村里当了支部书记，而我当了民办教师，许老六一直留守在村里种地。他有三个儿子，大儿10多年前因车祸瘫痪，儿媳改嫁，大儿和两个孙子同他和老伴过活。二儿和三儿高中毕业后，在西安一家建筑工地干小工，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看着人家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和老伴整日闷闷不乐。

扶贫工作队来了以后，帮许老六拆掉住了几十年破烂不堪的旧房，又动员村民出钱出物出力，新盖起三间阔气的平房。为了帮他家尽快脱贫，老支书和我托人为二儿贷款买车跑运输，又介绍三儿去一家大型企业学电焊技术。从此，许老六家有吃有住有钱花，“一河水”开了。他每次见老支书和我，口里总是对政府、群众感激不尽。这几年我住进了县城，但每次回村里他都要约上我们去他家喝几盅酒。万莫能料到，庚子年过年就是“过关”啊！

这几年，许老六家的变化虽然还不能和村里那些冒尖户比，同以前比却是“天地翻了个过”。二儿跑运输生意红火，早就还清了贷款，每日出车回来摸摸腰包，钱鼓囊囊的。三儿在大企业上班，每月有了固定工资，抽空还上网淘宝。孩子们勤劳听话，挣下的钱全交他保管着。他装在心里唯一的事就是全家人窝囊地住在一块，能早点让二儿和三儿都有个新家。二儿的庄子申请去年三四月就批了，经过大半年准备，砖瓦拉回来了，水泥楼板钱预交了，匠人早托人寻好了，就连建房的日期也选在了过完年的正月初六。可面对当下突如其来的疫情，他当即果断：咋样都不能动工，缓后再建。老支书告诉我，虽然许老六的儿子们很支持，可他的老伴却一时想不通。许老六把老伴美美地训斥了一顿，他说：“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感恩。政府和村民给咱帮了那么多忙，让咱摘掉了穷帽子、过上了好日子。如今国家遇到大难，控制人员流动，咱不能趁建新房，让匠人来了、土工来了、亲朋好友都帮忙来了。要是一家人害了一村人，这就是给政府惹麻烦，给社会添乱，成了天大的罪孽！”

和老支书交流完后，村里五弟发来了一条微信：面对突发疫情，咱村两委会决定在村道路口设立岗哨。许老六听说后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说：“以往政府和村民对咱家的恩情，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国家有了大难，好比一堆火烧在人人跟前，到了咱豁出命干的时候了。我老了，你大哥跟植物人一样，只能靠你兄弟俩往前挺，决不能朝后溜，当‘松尻子’！”两个儿子当即到村委会请缨，要向村里的共产党员看齐，和几个年轻人昼夜轮流值班，做好外来人员登记，严防疫情蔓延扩散，让村里人安心安全过好新年。

五弟在微信里还告诉我，许老六的两个儿子大年初一早上，还开车拉着他俩从超市购回的米面油和酒肉，去村里7名80岁老人家逐户慰问，给每人发了200元的拜年红包。兄弟俩还去县里购回了喷雾器和消毒液，初一一大早在村里大街小巷和各家各户庄前屋后喷洒了药物。

正月初十晚上，我正在书房看书，坐在客厅看电视的老伴喊我：“快来看，咱村许老六的两个娃上电视了！”画面里区电视台正播放新闻，说是全区两名疑似病毒患者，都是被我村执勤的村民及时发现上报的。一名是春节前从武汉探望女儿回来的60多岁的一位女性患者，被许老六的二儿了解核实后，立即向区卫生防疫部门报告，进行了隔离观察。另一名是40多岁一位男性患者，在临县打工，节前和朋友聚会，节后连夜偷跑回家，被正在执勤的许老六的三儿逮个正着，用摩托车送往街道办进行隔离观察。

打开窗户，只见窗外阳光明媚、天空蔚蓝，一时间春风拂面，呆在家里10多天的我，心里顿觉暖融融的。

乡村的灵魂

文/邓溪燕

我的大舅胡昌义，古稀之年居然在《郴州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千字散文。

这是一篇有关村里文化发掘的抒怀之作。大舅平生第一次在这样一个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他和他的乡亲们很快知道了这个喜讯，当即“磨刀霍霍向猪羊”，像过年一样开怀畅饮，一醉方休。他没有半点老态，狂野的内心难掩这天大的喜悦。他有些迷离的醉眼泛着金光，俨然手握金箍棒的孙大圣，百万军中无敌手。他的高蹈与豪迈以及近乎儿童般的天真，为整个村子带来了盛典般的欢乐。

大舅无疑是村里的一个人物，大家也认为只有他才拥有骄人的资格。他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阉猪打狗，主祭司仪，无所不能，简直是乡村文化的集大成者。

大舅第一学历只是初小，却以小学高级教师的职称光荣退休。他的本领来自终身不倦地学习，这使他胜任了小学阶段主要课程的教学，一代乡村名师的地位由此奠定。

乡村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化的象征，因而受到顶礼膜拜。这让大舅无形之中有一种文化的担当和自觉。他寻根问祖，不厌其烦地忙于修契家谱；梳理了明末以后村里发展的历史，罗列了上百个人物掌故和神话传说。他以扎实的乡村史学功底，成为乡亲们眼中的活字典。冬日闲暇的夜晚，大舅便以老酒助兴，带着丰富而生动的表情，谈古论今慎终追远。他是那样令人折服，心底充满了一个乡村教师的文化自信和自豪。

疏财仗义，热情好客，这是乡村成功人士必不可缺的风范和品质。大舅“内圣外王”，表里如一，豪气干云，令人“臣服”。仅酒一项，他跟我算过，每年家酿的“水酒”十几缸之外，还要喝掉一百多箱啤酒，他家常年累月客人不断，就像样板戏里阿庆嫂所说，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乡人喝酒，从不像城里一些人那样粗野和荒唐。乡村有的是时光，酒就喝得优雅了。酒喝微醺之后，大舅便开始习惯性地“布道”，或祖先的开创之功，如何光前裕后，或感喟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不禁唏嘘慨叹，或就家长里短判是非，只在杯酒之间便化干戈为玉帛。喝下去的是酒水，沉淀下来的是文化。大舅家境还算殷实，可说一无所求，四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不需操心。想起城里人那种请客必有事的功利，我由衷敬佩大舅的那分豪爽和洒脱。他一生勤俭，平时衣着朴素，但却静水深流，常常会以生命的强大张力，表现出也许是与生俱来的那种超然物外的胸襟气度。

大舅还略懂医道。我三岁时曾经因惊吓而失语，他因错过进城的唯一一趟班车，便步行30多公里为我送来草药，居然药到病除。乡村缺医少药，作为村里的文化人，是必须肩负使命，成为通用之材的，诸如蛇咬虫叮，跌打损伤之类的病症，对大舅来说是小菜一碟。就连身为中医主任医师的父亲也对他另眼相看，由衷佩服其民间偏方的灵验。

人们常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由此推论，乡村的文化人也是村里的灵魂，我想大舅足可担此名号而无愧是一村之魂。

面对这种令人景仰的精神高度，我充满敬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梦见母亲

文/谌贵芳

母亲去世十多年了，我却经常梦见她。

我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安居了十多年，母亲没来过这里，但梦里的母亲还是找到了这里。母亲一定是怕我工作或生活不顺心，才会经常出现在我梦里，陪我唠嗑，听我倾诉……

母亲没读过书，不识字。但母亲重视教育，对我们极为严厉。我有五个姐姐，前面三个姐姐因为“文革”，念完初中或高中就参加了农业劳动，帮家里挣工分，到了婚嫁年龄就嫁人，养儿育女，相夫教子，农家乐的日子也算得上和美。

我们后面三个赶上了好时代，可以正常念书考学，按理都应该能跳出农门，吃上皇粮。尤其是四姐，论秉赋，她是我们六姐妹中最高的，在村里读书时成绩一直优秀，总是捧回奖状。母亲对她寄予厚望，认定她是个吃外面饭的人，因而疼惜她，家里的活也极少叫她做。我们从小都敬畏父母，尤其是母亲，她说东我们绝不敢往西。可四姐与我们几个不一样，是头犟驴闷驴，尤其是仗着母亲对她的偏爱，很多时候敢不听父母的。

那时四姐在村里念到了初二，念初三时撤掉了村办初中，并校到乡里。村里没开设英语课，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的村里娃，与乡里学了英语的同学一起参加中考，四姐最后只考了个普通高中。四姐念的这个普高是两年制的，与三年制重点高中一起参加高考，那一届削了光头，一个没考取。四姐落榜后，不死心，要去复读，父母当然支持，并托人进了我们县的重点高中补习班。可一个月下来，四姐觉得自己跟不上，气馁了，就给我五姐留了张纸条卷着铺盖回家了，那时五姐正好考上县重点高中念高一。四姐借口家里两个高中生，供不起，无论父母怎样劝就是不听，铁了心不读了，还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见任何人，无声对抗父母。

四姐就这样在那个十月的季节掐断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

四姐离开校园在家与父母相处的那些年，没少给父母添烦恼，给父母气受。常常一会儿一个想法，可都不能坚持，最后都一事无成。有一次还离家出走过，把母亲气得要吐血了。

五姐初中也是佼佼者，但经过中考大浪淘沙考上重点高中的都是各乡的种子选手，五姐明显感到不适应和跟不上，也试探着跟父母说不想读了。可母亲一开口，五姐就哆嗦着又回到了学校，克服了瓶颈期，坚持学习，高考一次就考上一所师范类大学。

愚笨的我读书之路没有五姐顺利，小学和高中都复读过，高考落榜后彻底灰心了，认命了。那时刚兴起打工热潮，也想随大流去打工，但母亲坚决不许，我不敢反抗母亲，同样在母亲的威慑下重返校园，终于我也圆了大学梦，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后来四姐招的是上门女婿，在村里做代课老师将近二十年，因为不符合民办教师的条件，也就不符合考试或转制资格，被清退后，走上了打工之路，如今五十出头了还在外面飘着。不知在外面漂泊的四姐会不会梦见母亲，我想母亲最放心不下的肯定是她，一定会更多地去到她的梦里……

我家门前

文/王选

我家住村东头。

村里人出村进村，都要从我家门前过。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家门前的土台上栽了一棵洋槐。只有锨把那般粗细。父亲栽那棵树的时候，还很年轻，一头黑发。

天擦亮时，躺在炕上，我总能听见人的脚步声，沾着浓重的雾水，闷闷地走过去。这是人们下地去了，他们的犁头上，一定挑着露珠。

中午的时候，人们扛着农具，浑身泥土，回来了。这时候，父亲会隔着门喊：来喝一罐茶——

门外回道：不了，回去早点歇。

麦茬地翻几遍了？

第二遍。

话音传来，人已走远。

黄昏，我端着碗，蹲在门口的土台上，等伙伴们来捉迷藏。月光从蟋蟀的琴弦上升起，夜空清亮，大人们站在院子里，盘算着明天的活。我们把自己藏进葵花秆，藏进麦草垛，藏进背篓，藏进云端，甚至把自己藏进大人的闲聊里。

小时候，村里的路，全是土路，我家门前也不例外。

下雨天，屋檐上的水，汇聚在一起，淌过门前。过往的人，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泥水，裤腿上，甩起的泥点，糊了一层。布鞋底子上，粘着一层又一层的泥巴，厚厚的。

这种时候，村里人很少出村。下地，是泥；去赶集，也是一路泥。我家门前，是寂静的。只有雨水兀自淌。洋槐树长高了半截，树叶上挂着雨点，吧嗒，落下一滴，吧嗒，又落下一滴。

天晴了，云散开，出彩虹。阳光把路面晒干，晒得发烫。不用多久，路上便是一层虚土。人拖拉着鞋走过，便是一路尘土飞扬。

洋槐树，这时候泛着苍翠的光芒，似乎再一使劲，它就要飞起来了。

有一年，村里来了工程队，拉来成堆的水泥和砂子。听说，要硬化巷道了。在这之前，从山下通往村里的路，已经硬化了，五米宽，修了护坡，挖了水渠。下雨天，终于可以不用踩泥踏水，去赶班车、赶集了。

很快，路面硬化到了我家门前。

我们把硬化路面叫打路。刚打过的水泥路，不能踩踏。撒一层麦秆，或铺一层塑料布，用砖头压住。人们欠着身子，从墙根下颤巍巍走过去，生怕一脚落下去，踩进水泥里。鸡啊鸭啊，是不怕的，趁人不注意，已经开始大摇大摆走了过来，还不时用嘴啄一下粘在水泥上的蝇子。水泥路上，留下了几串竹叶，又落下了几串枫叶。

路干了，可以行走了。风再吹，雨再下，路上拓着的竹叶和枫叶，似乎永远长在了上面。

通村的水泥路，和村里硬化过的巷道接上头了。

又是下雨天。

厚厚的云，铅灰色，从南边移来，罩在我家门前的洋槐上。洋槐长大了，也长粗了。只是雨落在洋槐上，还是旧年的样子。吧嗒，落下一滴，吧嗒，又落下一滴。

人们再不用担心下雨天了。该进城进城，该赶集赶集。雨水顺着水泥路面流走了，踩上去，不会甩起泥点子，不会粘两脚泥，也不会脚下一打滑，跌倒在路上滚一身泥。

后来，路面变得干净，人们依然秉承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好习惯。扫了院落，还会把门口也打扫一遍，有时洒点水，清清爽爽。

经过我家门前的，最先是三轮车，后来是摩托车，现在变成了小轿车。人们蹲在我家门前的土台上，掰着指头算，从东头到西头，从上庄到下庄。海明家一辆大众，永恒家一辆面蛋蛋，大瓜家一辆五菱宏光，翠球家好像也有一辆，石头还有一辆出租车……一圈算下来，八九十户人家的村里，竟然有二三十辆车，不少了。这车大多都在城里，周末有时会回来一趟。上山，进村，都是平坦的水泥路，一路顺风，大多能开到家门口。

车过我家门前，开车的人会停一下，把头从玻璃窗伸出来，跟蹲在土台上的老人们打招呼。这是祖辈留下的礼仪，所有人都遵守。

回来了？

回来了！

您身体好着没？

好着哩，屋里喝水去。

不去了，热得很。

那赶紧回吧，***给你包的扁食都煮烂了。

一句玩笑，众人哗啦而笑。

车开走了，人们顺着话题，七七八八又扯一阵子。阳光在洋槐树荫里飘荡，有一些细碎的，飘到人们脸上。那深刻的皱纹，落满黄土的皱纹，能种出五谷杂粮的皱纹，此刻，泛起了光泽。

再后来，两三年前的事。村里要安路灯。太阳能电板，半个炕桌大小，顶在杆子上头，路灯弯着脑袋，到了晚上，天抹黑，齐刷刷便把眼睛睁开。我家门口也有一盏。炽白的灯光，一半落在路上，一半落进院子，亮晃晃的，像池塘里的水。

几百年了，村子里都用月光照明，在昏黄的光线里，过河一般，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走过一辈又一辈。没有月光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人们只能凭感觉，一步步走向更深的夜里。到我小时候，条件好些了，用起了充电式的手电筒。四四方方的身子，红塑料壳，小碗口般的灯头，屁股后面挂着电池。关键是可以充电，充电就省事多了，把拳头大的充电器别进插座，一晚上，就充满了。提着手电走夜路，是骄傲的。浓烈的光，那么亮堂。

现在更好了。现在不需要手电筒了。白天，电池板吸足太阳能，晚上，自动亮起来。黎明时分，自动又灭了。清洁、环保、智能。父辈们一定没想到有一天，曾经稀罕的灯光，会在村里家常便饭般亮起来。

我曾在某个夜晚，踏着山鸟的鸣叫，在村庄的对面，看到几十盏路灯把村庄罩着，毛茸茸的，像一块白毛毯。那光亮，让村庄变得温暖，变得慈祥。她不再是大山的一部分，她就是她自己，一个养活着八九十户人家的村庄，她有名有姓，有出处，也有前程。

我甚至借着光亮，远远地，看到我家的门前。那条水泥路，那墙角的竹子，那路口的洋槐，带着风，带着阴凉，带着光阴的私语。

有了路灯，没过多久，又有了网络。高高的杆子栽在我家门前，上面架着通信电线。于是，父亲的手机接上了移动无线网络。一根线，一个路由器，父亲的世界从此不同了。父母有了微信，拍点照片，发个朋友圈，百度搜个秦腔，做个家庭相册……用得比我们还顺溜。打电话，也换成了视频通话。

一段路，一盏灯，一根网线，变化看似细小，却悄悄改变着村庄的内涵和走向。

我家门前那段土坯墙，也要换成砖头的了。村里提供砖头、水泥，还免费给砌起来。我回家的时候，砖头来了，码在门口，水泥也来了，砌墙的地基也挖开了。下次回村，那多年的土墙，便再也见不到了。

只有门口的那棵洋槐，长成了一棵大树该有的样子。挺拔、葱茏、安详，树荫依旧笼罩着土台上的人们。其实，它比我更知道这个村子发生了什么。

下次回家，我要带上露珠和月光，向它详细请教。

童年二三事

文/和道一文字

染恙一周，也破记录的持续迟到一周，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天，特地起了个大早，老天爷也很配合，几天的阴霾，终于放晴了。果然不负众望的准时上班了，大家恭喜我下吧。一周的空闲，开始觉得不自然。所以决定找点事做，这样表面上也比较忙。以求心安理得，不至于堕落的太深，不想让自己背负太重的罪恶感。

路上看着三五小儿在路旁玩着滑板，不禁想起孩提时代的自己。儿时几个要好的伙伴，渐渐的长大。都在为这该死的生活忙碌，彼此的关系渐渐的疏远，只是逢年过节才有闲暇小聚片刻，完全没有了童年时期的无间和欢快。感慨时代变迁的太快，有些惊慌。

儿时，父母常年在外，自幼靠祖父寄养。入学较晚的我，还来不及羞涩就进入了我们那仅有的两年级学堂。（姓叶人家住在偏远山村里的半山腰上~~也许都是姓叶的缘故吧，也许就几十户人家的缘故吧。邻里的关系顶好。）混迹了半年的小学一年级，逐渐成为了一年级的班霸，也成立了自己的铁三角（星仔、憨儿~）。上课时，喜欢手提“大砍刀”，帮前排的小妹妹们修理下“杂乱”的发丝。下课时， 喜欢约上几人，站在学堂小操场的边缘，抬起高射炮，比比谁的射程比较远。操场下面是一片橘子林，也许是我们长年累月的爱心灌溉的缘故吧。这群橘子每年的开花季节都要比其他地方的早一两个礼拜，春天的橘子花香也是分外清新，夏天的橘子绿叶也是格外精壮，金秋时节橘子树上挂满了饱满的橘子，想想就流哈喇。

有次，二年级的旺财（小名有个财，就勉强这样吧）为了逃避上课的枯燥乏味，躲进了我们充满关爱的橘子林，紧闭双眼、听着悦耳的蝉音，享受难得的阳光妩媚的春。正巧，课间。几个哥们又相约去慰问亲爱的橘子树。发现旺财在橘子树下小憩，顿时来了IDEA，挺起机枪冲着大伙喊道：“亚ROLL的们，给我射！”，群起而攻之，一串串猛烈的“炮弹”无情的飞向了可怜的旺财。吓得旺财在林里四处逃窜，真是欲诉无门，只得自认倒霉~

儿时的玩伴们，都是极度厌恶学堂。也都干了些愚昧无知的蠢事。其中星仔算是比较极品的。艳阳高照的下午，死气沉沉的课堂，每个人都丢了魂似的。没有一丝的精神，先生发现星仔没上课，立马告知他祖母。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拖着老迈的身躯找遍了村里的每个角落。日落黄昏，一个邻居放牛回来，牵着牛进牛棚的瞬间发现有个人影，定眼一看，原来是星仔呀！！！不是吧，牛棚里粪便都堆成山了。虽然牛粪不是很臭（个人觉得）。竟然在里面呆了一下午？这需要何等的魄力和毅力啊。外面，他祖母在撕心裂肺的呼喊：儿啊~ 出来吧，跟奶奶回家！！！可惜星仔像扎根似的就是不出来，别问我为什么不去劝劝！我只是个围观的…这等事情可是前无古人，我还是坐等杯具的好。最后还是他父亲亲手把他给拽了出来。

雷雨轰鸣的一天，生平第一次逃课，怀着不安的情绪，躲在在学堂后面的一片小竹林，偷窥着先生机械般的授课，学生大多昏昏欲睡。高兴自己不是里面的一个。雨越大，风越急，雨水打湿了身子，开始不停的颤抖，多么渴望可以坐在温暖的教室啊~自打那起，小学期间再也没敢逃过课…

由于旧学堂年久失修，所有村里决定为我们半山腰的寥寥姓叶人家重新建个新学堂，看着建学堂的伯伯们忙碌的身影，喜悦之情油然而生。真是三生有幸，新学堂的教室竟然被我们“破处”了，这会不会永远的载入史册呢？这天下午，又是三人行，忙碌的伯伯们都在休息，憨儿看着旁边有个水壶，应该是伯伯的吧，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的放水欲望非常强烈…就伙同其二人，将“童真”的圣水注满水壶。躲起，静坐，窃喜，散伙…

儿时，乡下的四季是有严格的区分的。春天细雨蒙蒙、农耕繁忙，夏天炎热难忍、万物繁盛，秋天硕果累累、五谷丰登，冬天寒风凛冽、围火取暖。季节的不同，也无法阻挡农村孩子们玩的心态。

春天，细雨纷纷，一下就是一两个月。所以，春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枯燥无味的季节。而对于长辈们来说是农忙的时节。每天清晨带着斗笠，跟着祖父，坐在梯田的上缘。看着下面一群群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长辈们，弯着身躯，向冰冷的水田里种着细小的稻苗，一切是那么的忙碌、恬静、清幽。山下的几户人家，从黑瓦片上飘出一缕缕青烟，那是为忙碌的家人准备午餐。再远就是一片朦胧的雾了，隐约可见对面山的轮廓。

绵长的春雨，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没有了户外活动就只能坐在各自的家中发呆。偶尔静静的倾听村里高龄长辈以前的“光辉岁月”。迫于现状，在小学一年级，我就学会了八十分（升级~~）打发这无聊又无趣的日子。由于幼时贫穷，七拼八凑还是少了几张牌，不得不把烟壳剪成扑克牌大小，填上所缺的牌数，勉强凑合着吧。一副牌打了烂到不能再烂了，断成两半，胶布粘起，继续。实在没办法，被我们折磨得不成牌样了，不忍心看下去，才让它自生自灭…

春天的晚上，是我们精神的寄托，一到晚上我们就有很重要的节目了------看录像带（由于地处山旮旯，没有闭路，有电视也就是个摆设）。很荣幸，我们家有台小电视和一台老式的录像机，还有一堆祖父找别人要的录像片。白天农忙基本不会给我们看，晚上空暇，召集村里的男女老少，把本来就不大的厅，挤的满满的。一整晚都沉浸在录像带的情节里头-----杨丽花歌仔戏。

夏天，对于我们来说是疯狂的、是向往的。炎热的夏天，看着邻家的瓦片被晒的热气疼疼，就像一群幽灵在上面张扬舞爪。夏天，两个月的假期，上学的事早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个时候表哥总喜欢跑到外婆家小住，所以，儿时，我俩的关系也是顶好。叫上我的铁三角，这下有四个人了，无比的热闹。艳阳天，我们的头等大事就是每天跑到村里上头的一处小潭溪在那做游泳的鱼（貌似不会游，只在里面爬的）。记得，那谭里是星仔发现的，一路上，迫不及待的光着膀子，手上拿着一根细长的竹子。把从我家到潭里路上的野花摧残了遍。那潭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潭的四周都被石头包围着，上头只留着一条清泉，急促而下，正好落在潭的中间。那声音是多么的动人，听着声音，好似察觉不到烦躁的夏。潭的上方被一颗高大的枣子树遮挡着。零星可见，树上飘落些许细小的黄叶。落在潭上，点缀着清凉透彻的潭水，看上去就像是为婀娜多姿的公主净身的香浴（额…有点恶了~）。话不多说，除去身上的衣服，纵身一跃，噗通跳进了潭里。顿时，一股凉意冲刺着神经，大脑变的无比的清醒。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几个人窝在小小的潭里，玩的尽兴，直到凉的不行，才恋恋不舍的起来，踏上归途…

这个季节的植物都是枝繁叶茂的，也许是哪吒传奇看多了吧，把石榴树上的叶子清洗一空，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枝，把叶子编织成各种形状，裙子、领带、皮带…套在身上，手握竹竿，造型实在像极了。真是威风八面、英勇无比。可惜，那时还不知道相机是什么东西…

夏天是龙眼开花结果的季节，这时候一些不法分子也是垂涎三尺，臭虫、龙眼鸡…家门前有两棵大的离谱的龙眼树，据祖父说，那棵大的，那是他12岁的时候亲手栽的。那棵小点的好像是自己长的（可能是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吧），伙伴们争先恐后的爬到树上，冷静的寻觅着龙眼鸡的踪影。（一种无声无息，不易被察觉的动物）。不幸被捕的都被用针线绑住了头，扎在一起，扔下天空，飞舞着翅膀，挣扎着…

秋天到了。广袤无垠的大地，仿佛在一夜之间被人用金色的外衣披上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鸿雁成行，阳光所到之处染黄了乡里沃野，山下的稻田也在悄悄传递着秋的讯息。丰硕的果实挂满枝头。

开始收集村里每个有栽水果的人家。几个人密谋着…白天的哄抢，晚上的偷摸，经过几天的不懈奋斗一如既往的把村里的水果清算了一遍。不过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听说离村里较远的林里有一小片的柚子园，就伙同玩伴趁天黑前去洗劫一通。刚得手，就在回来的路上，明目张胆的消化起来，怎料，这户人家闻信赶到，碰了个正着。还好，眼神锐利，手脚过快，思维敏捷。立刻把赃物扔进了草丛中，只剩下星仔和憨儿嘴里咬个不停，那厮破口大骂，不依不饶，他俩只得乖乖的把东西全归还，还拉着说要见家长，知道事态严重，本想开溜，不料，被他拦住，说我也不能走。无辜的我啊！我只是出来打酱油的…撵回家，挨了一顿抽。

可能处于亚热带吧，秋天山上的衫树还是绿油油的，只是稍显沉闷，没有春天绿的透亮，没有夏天绿的丰沃。值得安慰的是，秋天远处的山上多了些许的点缀，那应该叫做映山红吧（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叫什么，红色的叶子，吃起来甜甜的）。让沉闷的山里透着点点喜气，万绿丛中一点红啊！也是别有一番风情。

仅有的一次割稻经历，同样是那么的记忆深刻。那天下午，无聊的我，跑去稻田里找星仔，看着他们在田里忙碌着。就下地帮忙，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割着…不一会儿，稻田成了迷宫一样的形状，真是好玩极了。割稻真是苦差事。割完，全身奇痒无比。打此，再也不想下地割稻了~~

收割完后，稻叶被捆成堆，在稻田里晒着。秋天午后的阳光温馨，调皮的把捆好的稻叶拆开铺在稻田上，搭个帐篷，沐浴在稻叶上，呼吸着纯净清爽的空气，稻叶还不时散发出诱人的稻香。徜徉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下，一切都是那么的心旷神怡。

儿时的冬天，没有白雪皑皑，没有万里冰封，没有梅花香气，不过在寒冷的冬天，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不失乐趣的。夜间，路边的野草早早的被寒霜冻死，早上还是不想离开暖洋洋的被窝。放假期间，每天都是睡到太阳快和地面成90度了才起来。记得那时冬季时节，白天的风很小，阳光的温度适中。祖父总喜欢在这个时候，烧好开水，蒸好热呼呼的馒头，抑或者是其他甜点，准备好茶叶，坐在早上的阳光下，品茶叙事。生活就是这么享受~~

冬季的夜晚是属于我们孩子们的，各自从家中偷些芋头、地瓜、鸡蛋、山药…一切能烤的东西，相约稻田上，共欢夜间时。看着火苗越来越大，寒冬的冷气渐渐的被盖过，迎来的是温暖的篝火，迎来的是甜美的野味，迎来的是轻快的笑声。终于火灭了，肚子也饱了，各自慢悠悠的回家，上床睡觉，等待明天曙光的到来。

喔~~~好像还很多回忆没来的及记录，时代变化太快了，儿时的清泉已然成了道路；儿时的稻田已然成了茶园；儿时的丛林已然成了黄土；儿时的玩伴也不是那么的亲密了。有些人陌生了，有些人也不在了。过些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有点迷茫…

过年与过关

文/刘根勤

“年关”这词，很多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或许感受不深。我自己有这意识，大抵是从书本中来的。旧时商业往来，年底必须结清欠账，欠债的人过年难，犹如过关。以前匮乏的岁月，加上年底天冷，饥寒交迫，这种煎熬感更强。稍稍同情心强点的，想到课本上的杨白劳、孔乙己，更觉得身心寒冷。

到了我懂事的年纪，由于母亲的辛勤劳动，家里很少欠债，更多是亲戚朋友欠我们家钱，没有利息，本金往往都要不回，或者不好意思去要，拖个三年五载是常事，更多的时候是不了了之。家里的温饱可以无虞，至于大米和猪肉还是奢侈品，到了过年也能吃上，加上过年的时候，盖房子与结婚的人家多，就跟着大人走亲戚，吃肉饭。早上起来有汤圆，拼命地蘸白糖，晚上喝肉汤，小小的肠胃马上就承受不了，消化不良，要不严重腹泻，要不打嗝有馊味，那种滋味好生酸爽。

平时野菜如秧草、杂粮如番薯吃得很多，说到番薯，那可是救命的东西。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说，是平民的恩物。母亲怀我的时候，跟我外公去地里扒番薯，陆续弄了很多回来。我出生后，经常一个小碗里装着一个番薯，还有几粒米饭烫成的稀饭，这就算一餐。我一顿可以吃四五个番薯，还是意犹未尽，毕竟没有油水。

老家是水乡，鱼虾蟹鳖很多，不需要养殖，只需要简单捕捞，别人家里照例是不缺的，但我们基本没吃到，因为家里没人下水。几十年后听渔民家庭的朋友说，饥馑年辰，鱼不值钱，远不如猪肉能充饥与提供能量。而我的记忆力不错，家里人调侃说，这是番薯吃多了的好处。如今我在广州深圳看到路边烤番薯的卖相很好，年轻人吃着很享受，我却全无胃口，可能是小时候吃完了一辈子的番薯。

那时候虽然不富裕，但我对过年有很多期待，总是跟着大人到镇上去买布，让村里手巧的女人做几件新衣服，再买一些土特产，比如阜宁大糕，还有各种糖果点心。母亲很节省，但过年的东西还是要备足的。那时春节，村里的文娱活动也是有的，比如唱戏、露天电影。

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我回去不多，有时候就和家里人在广州过年。三年多前，母亲去世，我非常思念故乡，尽管以前过年思乡的感觉并不像别人那样浓烈，母亲也没表示出许多对家乡的感情。

这几年回去，我深切地感受到，乡村振兴落到了实处，尤其是共同体的建设。我听说别的村都有群，我就建议村里的同学建群，他们说太难了，凝聚不起来。我说我不信。经过努力，村里的微信群达到二百多人，几乎全村的中青年都在里面了。他们很高兴邻居重逢，动不动就说几十年没见了。

有了群，平时沟通就很方便，生活空间邻近的人也容易聚，常来常往。经过几十年的人生跌宕，大家对友情十分看重。有了乡村振兴的背景，老家一片繁荣的景象，又有了各种社交媒体，虽然不一定有过年的“符号”，也没有血缘的支撑，但大家在一起的氛围，无疑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过去在我的老家兴化，请人吃饭是个大事，有些人一辈子没请人吃过饭，有些人约了别人吃饭几十年没见下文。这样的环境，村里自然不会有饭店，好不容易有人来参观，村里却因为没有接待能力而留不住客人。前年，老家将“阳光宴会厅”列入政府重点工作内容，既强调公益性，又实现了食品安全的可控性。到了去年底，兴化二十多个镇，建成近六十家“阳光宴会厅”，在泰州排第一位。我读初中的胡官村也有一家，这样回老家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对此我在朋友圈感叹道：怀念老家的阳光，阳光下的韭菜大蒜和咸肉河蚌闪闪发光，路边砖墙下的男女老少互相依偎，而我只能风一样飘过，直奔各路豪杰的餐厅。结果评论区一片热闹，因为画面感强烈，唤醒了许多人的共同记忆。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环境始终在变化，早年间是经济起伏，现在是疫情反复，以后不知道会是什么因素，但只要大家热爱生活，珍惜亲情与友情，什么难关都会过去的。

我的吃水记忆

文/王立乾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村是渭北旱塬上一个不足600人的小村庄。那时，村庄东南西北分布着四眼老井，听起来不少，但能有效取水的只有两眼：一口在村北，一口在村南。

为能在老井绞到更清更纯的水，村里人抢早起床，一般都在生产队出工之前完成。有年天旱，老井水位降低，井水供不应求，绞上来的一直都是浑泥水，就这样还亦为珍贵，沉淀后继续吃用。

有一天，鸡打鸣二遍，父母就赶紧起来，喊醒哥姐，准备到井上绞头茬水。我也跟着起来帮忙，我绞不动辘轳，但可以给绞辘轳的大人搭把劲。那天，我们还未到井边，已听到有人声传来。

过去吃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自家院里打窖。那时，能在自家院里打窖的人家也不多，情况差点的人家还打不起窖。原因很简单，打窖需要请把式和帮手，虽不给工钱，但要管饭，饭食还不能太差。那些年月，几乎家家都吃不饱穿不暖，哪有多余的口粮请人打窖？其次就是窖打成后，需要的水泥沙子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父亲至去世前，也未能了却打窖的心愿。窖水性凉，味道涩苦，也不卫生，肠胃不好的人吃了后老感觉肚子疼。

再就是盛天上之水。下大雨或者连阴雨时，用桶接房檐流下来的雨水，直接倒在水缸里。相对而言，雨水比窖水好吃多了。

儿时有次与几个小伙伴玩耍，跑到井边挪开木井盖，对着深不可测的老井大吼大叫，听到井底传上来的嗡嗡回音，觉得好玩极了。有个玩伴说井里有妖怪，随即在一个粪堆上找来半块砖抛了下去。好一会听到“咕咚”一声，乐坏了我们几个，然后都在巷道里找砖或土疙瘩往里抛。有位叔叔瞅见，怒骂：“你几个坏小子，年年淘井都淘不干净，你们还向里面扔脏物。看我把你几个一个个扔下去。”吓得我们四处逃散。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自来水，只听说过没见过。有次看电影，见人家一拧开关，水哗啦啦就来了，大家做梦都想过这样的生活。

1986年，我应征去新疆伊犁当兵，离开时，村里人依然用辘轳绞水吃。我以为到了部队上，就可以吃上自来水，到后才知，吃的是喀什河的水。其实就是天山山脉融化的雪水，也要去几百米外提回来。

冬天，北疆的温度最低零下二十几度，河面上结了尺余厚的冰，战友们便凿冰取水，异常艰难。前一天凿开的冰窟窿，仅经过一晚，又被冻封，只得重新拿洋镐凿开。

后来我被调到农场。农场在戈壁深处，属无水区，是一个居住着汉、回、维吾尔、哈萨克等多民族的地区。我们连队的吃用水，来源于喀什河的人工支渠。清澈的喀什河水，流经长长的戈壁滩，一年四季都是拖泥带沙。我们一个班，备几个水桶，提回来后，经过最少两天沉淀后才可以吃用。我刚来这里不到两天，就开始拉肚子，班长说：“你这是还没习惯吃粪水引起的，慢慢就好了。”我后来才知道，这条支渠上游很宽很浅，少数民族游牧者的牛羊骡马经常涉河而过，粪便有时就落在了河渠里。此后，我去河渠洗衣服，仔细一瞧，河面上还真有零星飘着的羊屎蛋蛋。

1990年，我退伍回家，发现乡亲们仍在用辘轳绞水吃。我们村西有沟，沟底有坝，坝边有泉，泉清可见底，水甜爽可口。1991年，村里筹措资金，硬是将这股泉水引上了塬，在两个老井边修了两个蓄水池。吃水条件得到了一点改变，起码，不用再使劲绞动辘轳了。

但好景不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