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最后一天,再次清晰地听到时间的风声。想起阿根廷文学巨匠博尔赫斯的名言: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叹息。
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生活不过是一日日的重复,浑浑噩噩,不需要反省,不需要思虑,只是埋头过下去,或是为生计奔波,或是沉溺于享乐,或是汲汲于名利,等到某个时刻,停下脚步,倏忽大半生已经过去。
也许对另外一些敏感而清醒者而言,每到时间的节点,总会有异样的感触。回望来时路,梳理过往的点点滴滴,及时反省人生,珍藏美好的记忆,审视无可追悔的往事,追求尚能仰望的梦想,日渐懂得自己的能与不能。
而对于那些智者,那些深刻地洞察人类命运的人,既会给你一个久久望着孤月人的悲哀,也会给你关于生命的诠释,关于我们真实而惊人的存在,关于记忆的深不可测和心灵的无限延展。
还有,关于故乡,那个连接着我们精神血脉的地方。
那一日,“70后”女作家付秀莹从北京来,在郑州大摩纸的时代书店,做客中原风读书会,和风花粉一起,以“新乡愁:中国乡村的消逝与新变”为主题,分享那些深深嵌刻在我们生命中的记忆。
那一日,天气晴好,和后来元旦三天假期的雾霾压境截然不同。生活在当下,一个蓝天就能让我们欢呼,心情飞扬;一个雾霾天,又能让我们抱怨连连。
是的,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一切都在飞速发展,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人们都被挟裹其中,都会有这样那样身体或精神的不适。
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同样的梦,一个美丽中国的梦想,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崭新田园的梦想。在朝着梦想前行的途中,或许不可避免要有这样那样的挣扎、失落、期许、无奈、抱怨。于是,那些记忆中宁静清新的故乡或诗意美好的他乡成为人们的向往,巨大的乡愁在心灵深处蔓延,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乡愁。
数千年的乡土中国,人和自然不曾分离,那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温暖家园,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心境,那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心观照,我们的乡土自信而坚固,我们文学的荣耀在悠远的抒情传统里。那时的乡愁是壮士远征,是仕宦庙堂,是客居他乡,能轻易找到明确的指向和诗意的安慰。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制度发生巨变,现代文学家笔下出现“异乡人”的形象,他们从尚未受近代文明冲击、几近原始状态的故乡走出,在乡村、城市、山野间踽踽独行,满怀理想、希望和奋斗的决心,却找不到可以实现自己抱负和生命理想的地方。正如鲁迅《故乡》中的“我”,对故乡的批判和不满都建立在一种无法表达的爱与痛之上。他们难以在故乡找到精神上的归属感,从“离开——归去——离开”这一归乡模式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群现代知识分子无处可依的境地,他们面临的是“故乡”和“异乡”的双重失落,这决定了他们只能“在途中”,一直行走。
和鲁迅、师陀等直面现实不同,作家废名、沈从文等构筑了一个“故乡”的田园神话。在沈从文笔下,乡愁是古典美的代称,在《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中,他描绘出最为纯美自然的中国乡村图景。
而当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乡村变得自卑,被迫同时也似乎是迫不及待地融入城市化的进程。当我们的作家提笔书写乡愁时,总是五味杂陈,爱恨交织。
对于付秀莹来说,虽然少年时就离开河北无极县的一个村庄,在外求学,辗转北京,如今担任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执行主编,但她始终走不出她的“芳村”。她写了很多作品,比如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等,写乡村也写城市,但直到2016年推出长篇小说《陌上》,她才写出了心中的“芳村”,一个处于时代洪流中的村庄的惊人变化,写出了村子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男人女人的心事,由此折射出乡土中国在一个大时代的隐约心事。
正如她柔美婉约的外表,她笔下的文字也属于古典一派。她喜欢隔着帘子听雨,独上高楼望月,喜欢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意境,中国传统文脉的精神因子,融化在她的血液里。但在清新恬淡的文笔中,她书写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也非优美的田园牧歌,她的笔下有悲怆之声,有悠长的叹息,始终鼓荡着生命隐秘的呼啸风声。
那一天在读书会上,她说到聆听。直到今天,她仍保持着和生活在乡下的父亲每日通话的习惯,不过是聊聊村里的家长里短。她几乎清楚每一户人家的婚丧嫁娶,喜怒哀乐。乡亲们的命运起伏,便是她的乡愁所在。
我被这个细节深深触动。想起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人当诗意地栖居。他还说过,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
我们的故乡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当抱着冷漠的心态逃避时,当一个劲儿地抱怨批判时,当一味地怀念记忆中的乡村时,我们如无根的飘萍,乡愁无处安放。何不做些切实的事情?哪怕只是聆听。
或许只需要抽出一点时间,耐心听一听父亲母亲的心声;或许只要走出狭隘的一己世界,去了解一下老家乡亲的生活状态;或许只需拿出一点智慧和思考,为乡村的改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或许,在不停流逝的时光里,当我们的一声叹息溶于无尽的叹息,当我们的心事和千万人的心事一起起伏,当我们的乡愁和浓浓的乡情连接,我们便找到了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