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的一天傍晚,刘莉父亲的一个徒弟找到她,此人也是地下党员,他说刘莉父亲被诬陷为叛徒,关在郊区的一栋破阁楼里。刘莉找到那里,楼上楼下只住着父亲一个人,已经被折磨的重病缠身,淹淹一息。于是便想起父亲讲过王有德医生医德高尚的话,就深夜登门求医。王有德随刘莉到阁楼看过病之后,她才发现父亲已经死了。父亲死时的表情十分痛苦,她推断是在自己去请王有德医生时,有人对父亲下了毒手。清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床底下有一张血写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杀我者是叛徒5号”。这个“5号”是谁?她不知道。为了日后替父报仇,就将纸条塞进父亲留下的怀表里。怕放在身边不保险,就以谢礼为名,送给王有德保管。当时兵荒马乱,敌我难分,刘莉怕暴露身份,又不敢说明。后来,有人冒充地下党组织名义,怀疑刘莉父亲死前会留下证据之类的东西,就连骗带诈,逼刘莉交出来。刘莉年轻幼稚,以为他们掌握了真实情况,不得已又去找王有德,索取那只怀表。哪知王有德已将怀表扔进垃圾箱里去了,她只好到垃圾箱里去翻,找回了怀表,交了出去。解放后,刘莉就多次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反映,要求追查杀害父亲的凶手,然而一直得不到音信。于是她就按照父亲的遗嘱,亲自调查那个杀害父亲的“判徒5号”。有一天,刘莉高兴地来找黄斌,说是她已经摸到一点线索了。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她就疯了。
郑科长把刘莉发病的前后情况和对病因分析,告诉了黄斌,黄斌大吃一惊,说:“今天中午,也有一个外调人员来找过我。”郑科长早有所料,说:“请你把那个人情况再谈一谈。”黄斌说:“今天中午,刚刚吃过饭,突然来了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穿着白府绸短袖衬衣。他自称是组织部的干部,来调查刘莉父亲死因情况,要我给他写一个证明材料,又问我还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我见组织上对刘莉父亲之死这么重视,十分感激。如今刘莉得了精神病,知道详细情况的只有我自己了,于是就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份证明材料。”
郑科长听后,心想:看来这个毒蛇又要出洞了。一个捕捉方案,在他的脑海里迅速形成。他向黄斌交待了一番,就立即赶回公安局去汇报。公安局的领导同意了郑科长的方案:第一,立即派出一个侦破小组,调查那个“5号”;第二,派郑科长和小吴带一个刑警分队,潜伏到黄斌宿舍楼附近,伺机捕获凶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