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吃饭没有?”“你吃够没有?”“你还没有吃啊?”……
今天,这些关于吃的问候,仍然是我们饭前餐后互致问候的“主语”。其缘由或来自于父辈的言传身教,或来自于亲身经历。深层原因,源于过去对食物向往的年代,人们最关心能否饱腹而形成长期的“条件反射”,延续至今成了“口头禅”。
从物质贫乏到丰盛,新中国走了70年。回溯历史,那些百姓味道,仍然是我们心中最刻骨的记忆之一,承载着一个时期的家国故事和温暖情怀。
80年代初,我所在的那个村儿,土地包产刚刚到户,肥料不足、科技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很多家庭的餐饭几乎都以红苕为主、米饭为辅,下饭菜也是头年冬天腌制的咸菜。因为没啥菜,饭桌基本上只有过年才派得上用场。室内光线暗,农村人家端着碗筷、坐在自家外屋门槛或街沿石上吃饭是常有的事。有时,村民在院坝边吃边走动,相互看看是不是哪家的碗里有“肥肉嘎嘎”?也有邻舍,明明自家瓦屋炊烟袅袅,吃饭时间却是关门闭户。为啥?你猜对了,人家在屋头悄悄吃“嘎嘎肉”呢。
那个岁月,听说哪家要办酒,那是最高兴不过的事了。热闹,最重要的是有肉吃!一户人家送上30斤谷子,或者推一箱米豆腐或是魔芋,或是送上2块左右的礼金,就可以携家带口吃上两顿饭的酒席了。办正酒的头天晚上叫“歇客”,远处有亲戚来过夜,就要办招待,叫办“歇客酒”。本院子一般每户去一人,如果办酒者请你家劳动力帮忙,还可带一小孩儿。
邻村二姑办正酒那天,母亲大清早告诉我,放午学后到那里吃酒席。当时读小学四年级,放学后与几个小屁娃,一溜烟跑着去赶酒席。记得同桌有一个爷爷辈的,有一个叔叔辈的,其余都是学娃儿。等上菜的间隙,我拿筷子反复敲碗,叮当响,被老爷爷一顿呵斥:“细娃儿不晓得‘哈数’,没得‘章道’,讨口子才得敲碗嘛!”我被吓着了,不敢吭声儿。接下来,那老爷爷一直是我怯怯偷瞄的对象,生怕他凶我。每上一道菜,老爷爷都要带个头:“来嘛,趁热哟。”等他先夹菜,我们才敢动筷子。一碗蒸肉上桌了,肉香撩拨着我不停吞口水。还是老爷爷先发话:“来来来。”只见他一双昏花老眼滴溜溜转动,然后瞄准了中间一片比其他肉要厚几倍的肉夹了起来。结果这片肉令他大失所望,皮厚肉少。这是一块肉切到最后时出现的厚薄不均现象,只有两个指头宽。老爷爷夹肉的筷子在半空中停留了数秒,心有不甘,想去换一片儿,又怕丢了颜面,只好作罢。一碗蒸肉10片,每桌10人,一人一片,那是农村宴席规定。胆小的我最后才夹到最下层的一片蒸肉,虽薄,但是片儿大,有手板儿宽,吃起来软糯滑嫩、满口冒油,非常过瘾儿,惹来老爷爷歪着脖子“弯”了我好几眼。
除了办酒席能吃到肉,还有就是过年了。
那些年,不晓得春夏秋冬,只盼望过年,过年要吃好几天肉。那时候的一年太长了,觉得有现在的几十年那么长。到了杀猪的月份,离过年就不远了。
寒冬腊月杀猪后,家家户户几乎都要预留多半去卖,换取必须的钱币留作开支。剩余的全部熏制腊肉,计划几个春节走人户的弯弯肉,属于自己的猪肉就不多了。
春节那些天是最快乐的日子,连着吃上好几天的猪肉呢。
那时的春节,唯一的荤菜就是猪肉,其他菜有海带、魔芋、米豆腐,新鲜蔬菜几乎没有。鸡要生蛋,牛要耕田犁地,这些家禽牲畜必须一直得活着,所以没有吃鸡肉、牛肉的概念。
到了每年7、8月份的时候,一个暑假全是石磨研磨的玉米糊,加上几粒糖精,就是全天的饮食了。偶尔吃上两回面条,算是打牙祭。有时候明明闻着肉香不见肉,那是母亲体谅父亲劳作的辛苦,把不多的腊肉放在父亲碗的底部,上面用其他粗粮食物遮盖。我们那个村子把这个方式叫作“瓮碗儿”,“瓮”就是土话“把什么东西埋在里面,不让别人看到的意思”。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30多年过去了,那些“吃肉”的画面和记忆宛如昨天,串联起时光的这头和那头。我多希望,那个“凶”我的老爷爷再“凶”我一回。只是时间不再,人也不再。而我早已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