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把持朝政长达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凌一辱,慈禧太后不思富国强民,反而无耻地对帝国主义列强露出奴才嘴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光绪皇帝即位之后,国力更是衰弱,但是他不愿做亡国皇帝,于是一场风暴掀起,谭嗣同就是这场风暴的策动者之一。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湖南浏陽人。他的父亲是清末巡抚谭继洵,母亲徐氏出身贫寒。谭嗣同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但是他的母亲作风简朴,经常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他十岁的时候,拜浏陽著名学者欧陽中鹄为师。在欧陽中鹄的影响之下,他阅读了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涉猎甚广,文才出众,喜欢探讨经世济民的学问,对当时的八股文非常反感。他非常喜欢那些锄强扶弱的英雄,自己也颇具侠义之风。
1877年,谭嗣同在浏陽师从涂启先,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典籍,并且开始接触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1884年,他游历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开阔了他的视野。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精神,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精华和唯物色彩思想,同时广泛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来充实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并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上书清政府,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深深地烙印在谭嗣同的心里,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并且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生命而卖国求和的行为极其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研究数十年来中外变法改革的实例和原理,以及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认为,只有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进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7年夏秋之际,谭嗣同完成了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仁学》。在这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唯物思想,并且愤怒地抨击了封建思想对人性的摧残压抑。这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1898年初,他接受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
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不久,有人向他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9月5日,光绪下诏授予谭嗣同四品卿衔,参与新政。第二天,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其实同意变法,只是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多方阻挠,所以对变法有些力不从心。他许诺谭嗣同,只要是变法内容他一概同意,且谭嗣同可以当面指责他的错误。光绪对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他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到了。他参政时,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慈禧太后等人已经密谋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他带兵进入北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表面答应先回天津除掉慈禧太后亲信荣禄,然后率兵进入北京,但是他20日赶回天津后,卑鄙无耻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慈禧太后。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下旨逮捕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生命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
谭嗣同把自己的书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告诉他:“没有人逃走,就没有办法完成以后的大业;没有人牺牲,就不能报答圣上的厚遇之恩!”日本使馆愿意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大使说:“贵国明治变法肯定有不少人流血牺牲,所以才能成功,现在中国还没听说过有因为变法而流血的人,这就是国家不兴盛的原因。要有这样的人,那么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9月24日,谭嗣同被捕,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9月28日,他与其他五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行刑之前,他镇定自若,神色不变,并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谭嗣同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英雄,他死在封建制度的残酷和黑暗之下,却更加映射出他的伟大精神和品格,为后来的革命者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