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乱蜀先乱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此语,出于明末清初的欧陽直(又名欧陽睿年)的《蜀警录》中。两句话的最早因由,可能来自《北周书》上描写蜀人的一句话――“贪乱乐祸”,也可能来至隋文帝曾描绘巴蜀之人--“人好为乱”。意思是说,好像四川人好乱,难治,刁顽。而郭沫若从文学角度看则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化,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蜀”地,从古走到今,应当包括现今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包括蜀道难、三峡险。
“蜀人”,从自“移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东汉末到西晋的大规模的移民;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进入四川;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动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即所谓“湖广填四川”;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下江人”迁居四川。还有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进入四川,三线建设时期又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进入四川,并从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在中国历史上,四川人口的“大换血”就已达六次之多,以至于达到了移民在数量上超过土著,亲戚遍全国。陈世松的《天下四川人》中讲:“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全国各地之人皆入蜀成为“蜀人”。“蜀文化”也在中原文化、南粤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等各种文化进入蜀地并与先秦的巴蜀文化之间进行碰撞、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区别于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
“蜀地”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但其战略位置却得天独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难攻,粮草充足,因此每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这里的起义和割据就闻风而动,纷纷竖立旗帜,宣布独立自治进入无政府状态;而当天下巳定,硝烟散尽之时,这块窝在山地里的盆地尚未被纳入统一的版图,需要统治者尽最后的努力来收复它。因为通往巴蜀的道路很险峻,所以一般都是到最后大局已定的时候来平定这块地方。唐人魏颢曾经说过:“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川蜀历来“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天下粮仓,战略要地。”蜀人,“民风彪悍,富于思想,敢于创造,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富于革命冒险精神。”
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咋如此特殊?
如今的武侯祠,已是城市的中心区域,里面的历代楹联中,要数赵蕃的最为知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联中用典,皆为武侯故事,也反映出四川地处边陲,有别于中原的民情。
民间俗话中,对此也有反映,最着名的莫过于“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了,证诸历史,非为无因。辛亥革命的先声,即为四川保路运动,此先天下而乱;两汉之间、五代十国、明末清初等历代王朝统一过程中,四川也均是押后平定的地区,此后天下而治。那么,为什么四川如此特殊?
最直观的解释,这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所致。四川和重庆所在的巴蜀盆地地势独特,分为边缘山地和盆地底部两大部分,从军事上看,山地险峻,隔阻难通,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从经济上来看,盆地面积高达十六万平方千米,其中宜于农耕的川西平原即有两万多平方公里,向来被称为“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因此,蜀地具备了易守难攻和粮草充足的军事和经济优势。
四川拥有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
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蜀地足以独立于天下逐鹿的中原之地,独树一帜,虽无力进取,亦足以自保;而天下将定之时,蜀地又因僻处西南,无关大局,往往最后才被纳入版图之地。
这一解释,对于何以“天下已治蜀未治”更有说服力,得陇望蜀,平定天下的过程从来都是由中心及于边缘,巴蜀之地因其地理偏远而最后平定,符合这个规律。但是,何以会“天下未乱蜀先乱”?这一解释却未见得充分。
所谓乱,也就是造反,且不仅是一时一地的造反,而是成规模的造反。在大一统帝国治下,造反不绝于书,起因多为民众难以忍受无尽的压榨。蜀地先乱,并非是指此地压榨独狠,造反独多,而是指此地更容易形成大规模之乱,尤其是当王朝统治步入晚景之时,尤其如此。
笔者曾于前一篇专栏“敢把皇帝拉下马”中提及,纵观历代形成规模的造反,无不是起于一点,而迅速蔓延。但这仅仅是其成因的一个方面,造反要成规模,固然离不开各地民众的感同身受,群起相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帝国的镇压力量相对涣散薄弱,才会此长彼消,迅速壮大。
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将统治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实行相对无差别的政治和经济攫取,埋下了群起响应的种子,而受制于资源的约束,帝国不可能拥有无限的镇压力量,加上中央帝国需要根据其特定的战略目标,配置其镇压资源,于是,就在帝国境内形成了力量配置的不平衡,一旦出现造反,镇压力量薄弱的地方就相对更容易发展壮大。
中国古代军队(资料图)
帝国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政权安全,为此,常常将其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帝都的周边,此即是所谓的“内重外轻”,历代统治,无不如是。一旦出现地方武装力量坐大,形成“内轻外重”之势,如唐末之藩镇,又如清末之湘军淮军崛起,王朝的气运也就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帝国的另一战略目标是防范外敌入侵,为此必须把力量布置在外敌可能入侵的线路上,以资防范。中央帝国的历史,与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觊觎和侵扰相始终,在其大部分时间内,都不得不主要军事力量用于防范游牧民族的入侵,并为此构筑众多的防御工事、维持畅通的交通路线、甚至不得不将帝都靠前安置,以利于调集转运人力物力。
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内,四川既远离王朝中心地区,又处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战线的大后方,此地配置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遂为常态。也因此,一旦出现造反,当地官军往往不敷应用,加之路程遥阻,也不能相对迅速地调集兵力,这就为一时一地的造反的迅速蔓延壮大提供了条件。
宋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事即是如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打着“均贫富”旗号,就由一万人发展到了数十万人,攻克成都,建立政权,势力几乎扩大到了盆地全境,北宋朝廷不得不从外派兵,分别由剑门和夔门入川,才最终将之平定。因此,即使蜀地与其他地方因为相似的原因而偶有起事,却因为镇压力量的薄弱而更容易成事。
此外,蜀地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也为“蜀先乱”提供了助力。四川和重庆所在的巴蜀区域文化发育甚早,灿烂的三星堆文化表明,同一时期的巴蜀文化并不逊色于同时期任何地区,且邻接中原文化,很早就与其他地区广泛交流往来,自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更是彻底并入到统一的文化和治理秩序之中,以至于今。
富饶的川西平原
但是,古时出入盆地,动辄经月,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巴蜀之地又形成了相对独立自足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在区域之内具有更密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往来,一旦出现造反这样的大事件,原本存在的密切往来就可以转化为对抗政权的组织资源。如清末保路运动时,面临清军压境,成都的保路党人就通过在木板上写字的方式,顺江传送这种“水电报”,很快得到了全川各地的广泛响应。
“天下未乱蜀先乱”,表明了以暴力为后盾的大一统帝国强大背后的软肋,只是,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和现代交通体系的建成,军事镇压力量的配置已经能够超越时空的阻隔,依靠自然条件和地理距离已经不足以赢得类似的条件,也因此,“蜀先乱”已经成为绝唱,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已经将“天下未乱蜀先乱”之类的传统智慧总结彻底终结。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次的“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起因,却正是因为要建设铁路这一现代交通工具,而被调集入川的湖北新军,也正是拥有热兵器的现代武装。而最终,革命党人抓住了湖北新军离开后的军事空虚,得以在起义后迅速站稳了脚跟,这才有了后来的南北议和,清廷逊位,一个原本要结束“蜀先乱”的现代交通规划,却导致了“蜀先乱”的最后登场,引发了谁也无从预想的王朝覆灭,这或许就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