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叫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他妈的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在第二自然段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我另一个朋友冯唐,找了一个黑店,卖教学参考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一个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来,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我属于第三种,没办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课堂上安分守己一声不出,但什么也听不进去,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卷子打着红叉发下来。
时间长了,被动消极,每天最后一个来学校,第一个走。那时候山西小县城还一片僵冻,离开学校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大排档,没书报亭。
父母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分配进铁路局。邻居们都说这工作好,不用风吹雨淋,只要算盘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蓝袖套,稳稳当当一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了能这样生活,父母不让我看课外“闲书”。晚饭时可以看全国统一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里面可能有考试内容。在我看来,这还不如看《新华字典》有意思——起码有些汉字长得挺好看。我吃饭端着工具书看,受到了表扬,我妈让我妹向我学习。
我对这种生活没什么情绪,因为给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时,我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我学英语,短波能收到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台,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守着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有期节目,主持人沈琬说一个叫黄家驹的人当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关心永远在》,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候她哭了。
我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她说得也没什么出奇,寻常情理,但打动了我,那之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过话。
我第一次想到,原来一个职业可以是这样。原来,这个职业这样打动我。
半年后,我考上了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动的事,到湖南省电台去找工作,领导把我打发走了,因为当主持人必须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回到学校我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叫《另一种声音》,又去了电台,一个叫尚能的主持人听了五分钟,说:“今天晚上在我节目里播。”他没去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做了。就这样,我进入了传播行业,直到现在。
作者: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