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的琐忆

每年过年在买葵花子、花生、松子、西瓜子、葡萄干、南瓜子时，都会买一些水果糖，有大白兔奶糖、薄荷糖、阿尔比斯糖等，妻子买了圆形个大糖果盒 ，设计比较精巧，中间一个小的圆和六个扇形把糖果盒分为七个小空间 ，瓜子花生之类放一圈，中间放着水果糖，春节过后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水果糖还是腊月三十放的那一大把，直到夏季糖和糖纸粘一块了才清理。今年春节妻子说不买糖果了，买了也没人吃，我说，还是少买点吧，花花绿绿的糖纸看着有过年的氛围，再说过年怎么能没有糖呢。

小时候老是盼过年，农历六月刚过就开始掰着指头数天数，算离过年还有多少天。其实盼过年主要是看能不能穿上新衣服，再就是过年能吃上糖。买布需要布票，每人每年只有几尺，要积累几年才够做一身新衣服 。布票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没钱。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穷，衣服是不分季节的，冬季下身穿两条单裤子，上身贴肉穿一件寡袄子，外面穿一件能遮丑的外套，夏季改穿一条单裤子，棉袄一脱外套就变成了夏装。我们家弟兄姊妹多，我哥的衣服 穿不上了我穿，我穿不上了给我弟弟穿，每一件衣服都打着补丁。所以，过年换新衣服只是梦想，可遇而不可求，过年只剩下和糖有关了。

我说的糖是农村的土糖，我见过的土糖有两种，一种是玉米熬的，颜色微黄，还有一种是红薯熬的，颜色发黑。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用玉米熬糖不仅是奢侈，而且是浪费。毛主席说，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所以，一般没人用玉米熬糖，即就是红薯，大多数地方也是充当主粮的，哪有多余的用来熬糖。

陕南有个明显的特征，沿川道和丘陵地带土地平旷，水利条件好，但人口密集，人均耕地少，山区一条沟几户人家，人均耕地多，但都是靠天吃饭的坡地。我老家大沟口处在山区和丘陵交接地带，人均水田有九分左右，另外还有近三亩坡地，虽然生产队把大部分稻谷和小麦都上缴了公粮和购粮，但秋季的玉米红薯产量还是不少。我们家人口多，挣工分的也多，每年都能分两大红薯窖红薯。所以，每年腊月我母亲都会熬一锅红苕糖。

熬红苕糖并不简单，提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农历九月，当小麦种下地后山区就进入了猫冬季节，整个冬天主要是进山砍柴，以备足来年生火做饭的燃料,其他时间就猫在家里烤疙瘩火。进山砍的梢子柴熬糖是不行的，因为不耐烧，火劲也不够大。当柴砍得差不多时，母亲会提醒我们，把自留朳的花栗树砍一块吧，我熬糖好用。砍花栗树需要一把力气，而且砍倒时把握不好方向树梢下来会砸到人，如果树兜弹起来更危险，一般都是我哥带着我和弟弟完成，一根一根背回家里后，就成了我和弟弟的事了，我用锯子截成一尺多长，锯的过程中锯条发烧阻力大，需要我弟弟用壶对准锯口不停浇水，锯完后我在用斧头劈成块子柴，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柴在屋檐下自然烘干后母亲开始做麦芽，她取一碗麦子淘干净，用水泡一天后把多余的水滤掉，平铺在一个盆子里，上面盖上厚厚的布，放在暖和一点的灶台附近，一个周过后就长出了麦芽。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

熬糖的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让我哥带着我姐，还有我和弟弟，到半山坡的红薯窖把红薯弄回来，我们挑的挑背的背，费了一早上功夫，红薯堆了少半间屋。吃罢早饭，一家人开始忙活，我和弟弟负责洗红苕，我姐负责把红薯剁成丁，母亲再把剁好的红薯丁一锅一锅煮熟，全部煮完后装在一个大木桶里，母亲把麦芽剁碎倒进去，再充分搅拌，约半个小时后开始加水充分稀释，稀释后用纱布过滤，红薯渣用于喂猪，滤出的糖水装上一大锅开始架大火烧，剩余的糖水装在木桶里，等锅里熬成半锅了再掺进去，要把几大锅淡淡的糖水熬成很稠的糖稀，需要十多个小时，要烧掉一人多高一堆柴。小时候，我比我的三姐和五弟懂事早一些，糖熬到十点左右，已经没啥技术活了，剩下的就是把桶里的糖水往锅里加，把柴火往灶里填，我发现母亲已经非常累了，就让她去休息，母亲不放心，害怕我在柴火堆跟前打瞌睡，反复叮咛，快熬好的时候叫她起来。前半夜还好，到后半夜眼皮开始打架，但因为时不时地起身往锅里加糖水还能坚持，凌晨五六点时只有添柴一项任务，我还真迷迷糊糊睡着了。好在母亲比较精心，把我叫醒了，她开始炒苞谷珍，炒好后铺在一个竹编的簸簸底部，然后把锅里的糖稀搯起来倒进去，最后只装了大半簸簸，冷却后很坚硬，我们叫作板糖。

母亲还是比较偏心的，每次装糖的时候锅里故意留一些，她往里面再加点水让糖稀变稀一点，再取两个比较好的红薯洗净削皮切成片，下在糖稀里烫熟，装在一个大碗里是给我的特殊待遇，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自幼感情比较深，所以我也没独享。

到过年的时候，母亲让我们挖些观音土，用观音土把刺苞谷炒成苞谷花，把黄豆炒炸腰，再把板糖化开制作成爆米花糖、黄豆糖，年份好的时候也做少量芝麻糖和冻米糖，既是招待亲戚的糖果，也是我们垂涎已久的奢侈品。

过年时也炸一些干土豆片、面角子，还炒一些花生，这些连同芝麻糖、黄豆糖、冻米糖都是招待亲戚的，只有捏成团的苞谷花可以不受管制的吃，但苞谷花上沾的糖非常少不太甜，而且粗糙口感差。那时各家各户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走亲戚拜年时我和我三姐还有弟弟都想去，为的是在亲戚家能多吃一点糖，因为我相对懂事一点，多数情况都是我胜出。母亲虽然没啥文化，但却是个明事理的人，每次出门前都要叮嘱，到亲戚家不能真当客人，要帮着干些活，要懂得敬长辈，上桌子不要坐错位置，吃饭吃糖果要斯文，不能穷吃饿喝吃相难看，走的时候要邀请亲戚到我们家来玩，给啥东西尽量推掉不要。母亲说的我都做到了，唯独往我荷包里装芝麻糖之类的东西我没推辞，我想着带一点给三姐和弟弟吃。

过年最喜欢给姨妈和姑妈拜年，因为她们会悄悄给我手里塞两颗水果糖。那时，供销社的商店里摆的有白糖和红糖，但你要有糖票才买得到。糖票并不是普发的，只有得了肝炎、肺结核之类的病，持医院诊断证明到生产大队开介绍信，再持介绍信找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票，一般也就半斤一斤，给两斤糖票都非常少。而红糖也一样，只有生孩子坐月子时，大队开介绍信，公社书记签字才能领到糖票，一般只是一斤。

那时供销社和农村的代销店还有水果糖，那是唯一市场化供应的洋糖，但价格很贵，最便宜的一斤都要九毛钱。一斤大概一百颗，因为农村穷，代销店大多都是论颗卖的，一分钱一颗。过年时，家境略好一点的会根据亲戚家里的孩子数量称二三两，上门拜年走的时候悄悄塞两到三颗。

那时钱很金贵，小孩子口袋里是没有钱的，因为你上学、给家里买东西父母都算挨了，余款要交回。唯一一次是我上初一时，给父亲跑腿剩了5分钱，父亲那天心情好赏给我了，在我口袋里装了一个多月也没花出去。星期六下午从学校回家时，陈勇约我一块回。陈勇的家在我老家小学附近，他父亲是地质队的司机，他母亲周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陈勇从小学到初二都和我同班，上小学时我们学习成绩差不多，上初中我成绩明显好于他。我回家必须要经过小学，所以经常遇到周老师。有一次，期中考试后她问我的学习成绩，我如实报告，她就说，我们陈勇是不是在学校上课没好好听讲，或者不好好写作业，我说没有啊，他学习很刻苦认真。她说，那为啥他学习退步了？我想了一下我俩在学校表现也没啥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冬天穿得厚一些，因为经条件稍好一点打饭打得多一点。我就说，你给他穿得太暖和了，加上吃的有点饱，上课容易迷糊。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你把我害惨了！现在我妈不让我吃饱，也不让我穿暖，你应该说我营养不良大脑供血不好。我赶快给他赔礼道歉，说我当时想不出啥好理由。走到火车站那个代销店时，他说，我口袋还有五分钱，我们买几个水果糖吃，以后我妈在问你啥，想好了再说。到代销店他掏出5分钱说买五颗糖，营业员说没有，只有一种圆球状的大水果糖，一毛钱五颗，陈勇说4分钱买两颗行不行，营业员说起点就是一毛钱五颗，我想起口袋里还有五分钱就凑一块买了五颗，分糖时他给我三颗我不要，说给他多分一颗就算我赔罪，他也不愿意，最后他把一颗糖放在窗台上，找了个小石头沿中线一敲，整整齐齐两瓣，一人吃了两颗半。

除了过年，平常是见不着糖的，好在大自然的安排总是那么有人情味。农历二三月，漫山遍野的野花开的姹紫嫣红，其中有一种紫色的花让我们特别兴奋，花苞长长的，中间是空的，里面藏着一滴带清香的糖汁，我和姐姐弟弟打猪草时经常能见到，立刻摘下来用嘴一抿，那一滴糖汁就进嘴里了，后来我知道那是丹参的花苞，但我始终没见过丹参花开的样子。

那时，所有地里都种着庄稼。由于种子都是从头一年收成中选的，种出来的庄稼也是很有个性。我老家坡地多，夏季漫山遍野都是玉米，绝大多数苞谷秆上都是规规矩矩的长一个大玉米棒子，也有表现超好的长两个而且籽实饱满，还有喜欢炫耀的把玉米棒子长在天花位置，也有少部分就像平胸的女人，只象征性的长个小玉米棒，撕开后只有很小个玉米芯，基本不结仔。这种玉米秆不太粗壮也不太高，但看起来紧凑结实，但恰巧这种玉米秆含有大量的糖分。初秋时节，远远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赶紧砍下来大快朵颐。

大人们没钱给我们买糖吃，他们自己也没钱买酒。但逢年过节、给老人祝寿、农忙请人干活，没有酒是不行的，只能自己烤土酒。烤酒的原料有大米、玉米、红苕、马桑树泡、甜高粱秆，在饥饿的年代用大米和玉米烤酒基本不可能，红薯烤的酒据说喝着胀肚子，用马桑树泡烤出来的酒有微毒，所以沟里就有人种上一小块甜高粱秆。刚种上就被我们瞄上了，等到顶部抽出穗子就知道能吃了，打猪草时瞅着没人钻进去，砍一根迅速剁成短截装在背篓里用猪草盖上，找个没人的地方大爵起来。像我们这种“小偷糖贼”沟里有几十，最后等烤酒时甜高粱秆只剩一半了。

糖和过年的记忆深入骨髓，几十年来，随着时间越来越远，记忆反而越来越深。绝大多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都会有无法排解的乡愁，其实乡愁是无法回去的童年和少年。所以，糖吃到嘴里是甜的，但细细品味，其实后味都带着淡淡的苦或酸。

小孩子喜欢吃糖是天性，但经历生活磨砺的成人才真正懂得糖。糖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如同生活中甜美不是常态，无论土糖和洋糖，都经历了水深火热与压榨，如同人，只有经历了平淡和艰难困苦才能体会生活的甜蜜，所以，糖把艰辛的苦和酸楚注入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