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离开家到三十里以外的锦县县城上初中。那可能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个初中“小班”,学名叫“宝塔班”。经过学校、公社、全县的三次考试,按成绩录取了一百名小学毕业生分两个班集中学习。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就跟着爸爸到锦县二中报到了,分在一班。对我来说,艰苦磨难的三年、而且是永志不忘的三年,从那天开始。
沮丧
第一天中午饭吃的是面条,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吃过饭爸爸叮嘱了几句就回部队了。到了晚上吃的是高粱米饭,我突然感觉这个世界很不适合我——我根本吃不下去这几乎能噎住嗓子的“粗粮”,而饭堂里八十多个来自全县各地的孩子看起来毫无异样。心里马上就羡慕起县城那十多个在家吃饭的同学——在家的孩子,才是幸福的孩子。
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晚上睡觉。宿舍是一间教室改造的,两边放着上下两层四张大铺,每张铺睡十个人,堵头的中间还放了一张单层铺,睡了五个人。一间宿舍满满登登挤下五十五个人睡觉,大家挤得褥子压着褥子,被子摞着被子。第一个晚上我就被咬得浑身痒痒,一挠就起了一大堆包。第二天起床,我心里说不出的憋屈。在家里我没吃过高粱米饭,我是老小,好吃的都可着我来;在家里我一个人住一个屋,不知道人身上还会爬上咬人的虱子;在家里无论是开心或是不开心,可以跟家人说,跟小伙伴说,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十二岁的心灵承受这些突然而至又从未承受的事情和环境,我根本无能为力。
第二天中午又吃了一顿高粱米饭,一盆炖菜(每顿只有一盆炖菜)。我的心情已经沮丧到极点,这样的饭菜让我实在无法忍受,差不多每次只吃几口便偷偷倒掉了。晚上躺在转不开身的铺位上无法入睡,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明天就回家离开这个鬼地方!
惆怅
第三天一早课也没上,想法打听到火车的时刻便背着书包去了火车站。妈妈当时有病正在住院,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都不知道怎么就找到了爸爸。医院的一个空房间里,我把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困境告诉了爸爸,把我的决定也告诉了他。
我说了大概有五六分钟,父亲随即沉默了五六分钟。那一刻我突然从父亲的脸上读到了什么是无奈,什么是沧桑。终于爸爸开口说话了,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这些话,因为我能感受到说出这些话他心里的艰难:“学校的生活条件是艰苦了点儿,但是县城的教学条件要比部队跟前儿的农村中学强得多。”爸爸停顿一下,接着说,“我的想法是,你还是要回去。在那儿你将来才可能考上大学,将来才能有出息,你得为将来的前途考虑。话说回来,你回家来也没有人能照顾你,哥哥姐姐都不在家,我还要在医院照顾你妈。你现在吃点儿苦,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爸爸锁着眉头跟我说了这些话。当我听出来他的意思是不同意我回家、是让我继续独自一人面对那些让我绝望的困难时,我觉得像天塌下来一样,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个不停,但是我没有一点哭声。父亲没有说一定不能回家来,可父亲给我的选择却是惟一的,我必须重新面对所有让我恐惧的困难。“我的想法是”——这五个字是一锤定音的,即使是几十年以后,爸爸说出这五个字,我一样认为是一锤定音的,实践证明爸爸的想法基本是每一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跟妈妈说过几句话,拎着爸爸给买的饼干和罐头,当天下午我先坐汽车再坐火车又回到了学校。一路上我的惆怅挂在脸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谁能知道一个孤独少年心里的泪还在不停地流淌……
无奈
生活上的困难慢慢地被我克服了,或者说是困难慢慢地变成了习惯。开始我并不是很积极很主动地去战胜这些困难,而是记得爸爸告诉我的一句话、一个道理: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农村孩子能克服的困难,你慢慢也能克服。
怎么熬过去呢?虱子咬吗?就让它咬吧,过了两个月就不知道咬了,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肚子饿吗?吃细粮时吃得干干净净的,吃粗粮时就把菜吃干净,再不行就吃点儿饼干。
学校一个月给我们放四天假。每次回家的第一天,妈妈或姐姐要把我所有的衣服用滚烫的水洗一遍,换上家里的干净衣服再上床睡觉。你不能把虱子带家里泛滥呐。然后就是吃饭。许多年过去了,妈妈提起我放假在家的时候仍唏嘘不已:吃饭就像几天没吃饭的流浪汉一样狼吞虎咽,每顿都得吃杠尖儿的两三碗。我没告诉妈妈,我这四天吃的得让我挺一个月,我恨不得一顿能吃八大碗。每次从家里回学校的时候,妈妈都要给我做两罐肉酱,多少补充点儿营养。可这肉酱太香了,到了学校最多两三天我就和同学一起吃光了。
慢慢地学会了一个人赶路和赶夜路。记得初一那个寒冷的冬季,在石山火车站下车换乘敞篷解放车,在离家最近的车站再下车时,已是万籁俱寂的夜半时分。火车晚点,偏偏天上又连一点月光、星光都看不到,偏偏同我一起下车的那个大人又健步如飞般几步便消逝在夜幕里。离家还有三四里的荒野路,拎着一个足有二十多斤装满书和衣服的包裹,我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向家里赶。那时刻,整个身体、整个心情都处在一种对光明、对亲情甚至是一个人影、一声咳嗽的渴盼之中。身旁的庄稼摇动的风声听起来像鬼哭狼嚎,让我毛骨悚然。终于听到有脚步声迎面而来,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有人了,就不会有鬼!
锦县火车站到二中也有三、四里地,每次从家回学校带的行李总比回家多,这一段夜路也让人挺闹心。有一次偷懒,追上一架马车,偷偷坐在后车板上,心里暗自得意。谁知道那车老板好像知道有人捡便宜,一个劲儿“驾、驾”的,车跑得飞快。到了学校门口,只好仓惶跳车,连人带行李在马路上滚了好几圈……好在穿棉衣,哪儿都没磕破。那种狼狈不堪,悲催呀!
初中头两年,我们大院的叔叔阿姨看到我背个行李拎个包,都同情地说:这孩子这么大点儿就自己在外面跑,真不容易!每次他们一同情,我就假装一骄傲,实际上我心里还是挺难受——你以为我愿意吗?!
转变
更困难的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困难。
第一次感觉精神上的打击是发生宿舍里的事儿。某班同学的一本小人书借人看找不到了,另一个同学说是最后借给我了,可我连是什么书都不知道。这两个人反复向我要,我觉得气愤得不行,尤其是那个诬赖我的同学,我真想揍他一顿,可他长得太弱小我又不好意思,而且这样做肯定对大家都不好,都是离了娘的孩子。第二天早晨上厕所,碰到一个教我们语文的女老师,我像见到了救星,上前拉住她问:“老师,我们宿舍的事儿你管不管?”女老师说:“你说是什么事儿?”把事情一讲完,女老师说,这个事儿跟你们班主任说吧。当时我心凉半截儿——学生的事儿当老师的还能推给别的老师——原来老师也是靠不住的。后来那个说我拿了小人书的同学一直躲着我走,我心想这事儿他拉倒就拉倒吧。这样的事儿让我学会了少计较或者不计较。
有一次在操场打篮球,三班一个长的高高胖胖的小子,学校老师的孩子,可能是嫌我动作大了张嘴骂人,我俩吵了起来。没几句他就伸手过来撕巴,我顺势一个锁喉就给他扔了一个仰巴叉,他马上就老实了。他哪知道我是和侦察兵一起操练擒拿格斗长大的。可是和老师的孩子打架毕竟是件很令人不安的事儿,大家拉开我们以后我突然无助地哭了起来,张磊和白石的陪我走了两个小时……类似的难心事儿,每个学期都能碰到,有的是老师帮助解决,有的是朋友帮助解决,更多的只好靠自己想办法。不过,和白石的张磊的交情,从那天起,就铁铁的了。
因为倒霉心情的原因,初中第一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倒霉,期末考试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三。这让我心里很上火,第二学期我把所有的课本都写上“丁炁”两个字,谐音是“争气”两个字,意思是我这学期一定要考好,但还要保持低调。那年我累坏了,像其他孩子一样起五更爬半夜,期末考试到了全班第十一名——这是我初中三年最好的一个名次,其他时候都不怎么样。那个学期因为学习劳累过度造成头疼,校医说我得的是“神经衰弱症”,但我不在乎,学习上来了头自然就不疼了。关于“丁炁”这个名字,当时没有人深究其里。但是很多年后,这个故事变成了我教育下一代的典型案例,呵呵。
朋友
朋友是快乐的源泉。这个道理是我后来发现的,却是上初中时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原因是我起初太孤独。再痛苦,有朋友,有集体,就有快乐。
第一个朋友是李世新,住我右铺。第二个朋友是张子辉,住我左铺。第一天熄灯上床,李世新就说咱俩假装吃饭啊,咱俩假装上街啊,所有的事儿他都能假装,太幼稚了,弄得我好几十年了跟朋友开玩笑还说“假装的”。张子辉睡觉前爱讲故事,什么姑爷对付老丈人了,要饭花子挂帘儿了——直到上大学才弄清楚,原来挂帘就是逛窑子,估计张子辉当时也不懂。那时候感觉张子辉的家乡真是个故事之乡,他说他的故事全是从说书的那儿听来的。
朋友很快就多了起来。县城里的几个同学张磊、白石的、王雷、邹未威、徐志强、姜博、马兵都成了我特要好的朋友,因为我特爱玩儿,他们也爱玩儿。张磊、白石的和我一度还被称为“小班三剑客”,就是大家认为我们算不错的“爷们”。当时大家公认二班男生不行(实际上是因为不了解),一班女生不行(实际上是因为太了解了)。他俩情窦初开一个看上了马青,一个看上了张丽达,还逼着我也看上一个,我也只好就范了。其实都没跟人家说过一句话。可怜白石的初二就跟父母回沈阳了,“三剑客”就此散伙。
礼拜天,全校只有我们两个班上学,我们就在操场练“飞车”——看谁骑自行车的花样多。有一次我们成功玩了一次车技,很是让我们骄傲了一阵子。张磊骑车,白石的、邹未威、徐志强、马兵和我一共6 个人全上了车,摆出鲜花怒放的造型,在操场上招摇过市。我们故意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杂技团车技也就十多个人呗!
顺便说明一下,当时大家觉得二班女生还不错,是因为“香橡皮”的故事,男主角是我们班的大帅哥张磊,女主角是二班的大美女高岩嵩,两人上小学时谁给谁送了一块好“香橡皮”,张磊即被调皮者赐以“香橡皮”的外号,我们班有小学与之同班的,把故事传诵给了大家。不过,郑大为后来把高岩嵩娶回了家,还是很为我们一班争光的。其实,一班女生也很猛,尤其从初二从三班来了一批大个儿美女,像乔健、胡艳萍等等等等,弄得我们男生感觉好像自己矮了一头似的。
快乐
渐渐地,我在班级里也形成和奠定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对住宿的孩子们来说,我是他们与县城孩子融合的“中间人”,对县城孩子来说,我是他们与住宿孩子沟通的“桥头堡”。初三时候我和李世新到张磊家看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眼看张磊他爸他妈都睡两个小时了我们还不走,从第一天演到最后一天禁播,一集没落。真的伤心了好久,因为禁播的事情,就象多年的老朋友突然丢失了一样。到现在,还想把这个电视剧到张磊家去看完,再叫上李世新。
不管住宿的还是走读的,无论哪一边的孩子,都佩服我“会玩儿”。第一年参加学校运动会,我就拿了个年级跳高第二名——有一点儿小骄傲,我们那个年级可是有10个班的年级哦。教学楼东边有个二层半高的锅炉房,每次路过我就给小哥们儿表演“飞檐走壁”。邹未威好事儿,有一次赶上十来个人在场时发难:杨明,你一分钟能爬到楼顶吗?我大不屑,一分钟还叫飞吗?我告诉他30秒之内搞定。邹未威脱下一只鞋扔到楼顶:咱们掐秒,以把鞋扔下来为准。结果我把鞋扔下来时,王雷马兵掐着手表齐呼:25秒!
快乐很简单,只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快乐。就像黎维斌了、王彦宝了、杜维鹏了,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地学习,因为从那里能找到快乐。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听到前面黎维斌、王彦宝、杜维鹏边走边说:——你看杨明体育怎么那么好呢,干啥都特麻利。——就是灵巧啊!嘿嘿,想不到,他们还特别羡慕我,他们哪知道我都佩服死他们了,能不能不回回考前三名?
初二我就学会了喝酒,这是县城这帮“哥们”给我“带坏”的。星期天我“轮流”到县城同学家去打打“牙祭”,他们把请我吃饭喝酒当作“讲义气”的方式。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大家既可以加深感情,又可以吃饱肚子。作为回报,他们吃起妈妈给我带的肉酱毫不嘴软,基本上风卷残云般让肉酱瓶子空空如也。那个年纪开始学着“讲义气”了,大家都不甘落后,不义气在班级就吃不开了。
哦,去过白石的家几次,但没吃上饭。开始轮流坐庄喝酒时,他们家回沈阳了。初三时,石的从河北老家回沈阳,中途在锦县下车来和我们聚会。在大凌河镇最大的馆子,邹未威王雷反客为主点菜,我们八九个半大孩子一个个假正经的样子,在大人堆儿里吆五喝六。桌上都摆不下了,石的还让再点:“我妈给我10块钱让我花完,赶紧再点!”结果,到底省了4块钱。本来那顿是要喝啤酒的,还是邹未威,坚持要喝格瓦斯,哗哗地到处冒沫……那是我第一次喝格瓦斯,这东西现在卷土重来了。
老师
关于老师,记忆最深刻的肯定是班主任,张玉祥。接我们班的时候就已经60了。非常倔犟善良但和我一直处于不可调解的“敌视”状态。包括上学时,我也没有对他不利的言行,但是我们只要有接触便是火花四溅。因为爱玩,老人家随便哪次批评,我不但榜上有名,经常是首当其冲,周而复始。
12岁,不太能算开账儿。班主任不给我面子,我就不给班主任好看。他教数学,我上数学课就搞小动作,就弄点儿恶作剧。矛盾逐步升级,张老师干脆就把我当成班级“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典型,我干脆数学课就不听了。结果是张老师觉得很郁闷,思想教育不是很成功,我更郁闷,数学考试总是不及格。
上初二,终于想明白,数学学不明白,亏吃大了。在一次缓和的交谈中,张老师承认了他的偏见和偏见的来源。靠,丁锦辉同志,害我不浅呐!
丁锦辉是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教我们一个月左右,考上辽宁师范学院,走了。张玉祥老师接手时,丁告诉他:“这个班最捣蛋的就是杨明,开学第二天就逃课,你得把他管教好。”张老师为了改造我,为了证明不是自己有偏见,把丁抖落出来。
在“小班”,直到初中毕业,公然逃课的也只有我一人。当时和以后,从不后悔,从不埋怨两位老师,因为我一直坚信一个真理: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阴差阳错,王甫佳老师对我很不错,因为他很得意我的作文。那时在一班,王斗的作文范文率第一,我的作文范文率第二。其实我可以第一的,但王斗她爸爸是学校的书记。哈哈,也可以忽略不计吧。除了作文,王老师还几次在单独遇到我时,开导我搞好和张老师的关系。“学生和老师闹矛盾,最后吃亏的都是学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只可惜他是二班的班主任!
副科老师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跟谁都没有远近。
初一第二堂体育课,室外有雨所以上室内课。女老师姓谭,侃侃而谈。张磊坐最后一排,在桌面上抖落鞋里的沙子。谭老师讲课突停,疾声道:“干什么呐搁那儿照,以为自己什么熊样搁那儿照?是应该搁鞋底子好好照照,看脸皮有多厚!”后来,张磊当了体委谭老师也不说让他照鞋底子的事儿了。再后来,乔健从三班转过来,我们都礼让三分,因为谭老师是她妈。
初二起开生物课,上课的老师白白瘦瘦,长相打扮是所有老师中最温文尔雅的。只不过披着羊皮的不一定就是羊。第一堂生物课,他的板书就连拐弯儿带冒烟儿的,惹得哄堂大笑。第二堂生物课,有人溜号,他一震黑板擦轻声道,谁不认真听讲谁是我儿子,再次惹得哄堂大笑。第三堂生物课,师生下课皆奔学生食堂(教师食堂临时关门),“冒烟”老师对排前面的女老师说,听说你爱人出差了,女老师回说,啊今天走的,“冒烟”正色道:那今天晚上我到你家睡觉,给我留门。满堂皆惊睨:原来老师可以这样做!
伙食
食堂,一个貌似边缘其实相当主流的话题。
每天两顿粗粮,一顿细粮。每顿饭十个人一桌,一洗脸盆米饭,半洗脸盆炖菜。每次一个桌长,分菜分饭。每顿高粱米饭我只吃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然后倒掉。
初二有一次集体罢吃,因为有同学发现,食堂终于有一顿肉菜,不过所有的肉都是痘猪肉!一番斗争之后,重新做了菜,还有肉,而且还是痘猪肉。校方出面证明:高温可以杀死痘猪细胞组织,食用安全。不知道谁吃了,我只知道谁没吃。
初三时,实在不忍学校的伙食,在高一学生李国青的怂恿下,我俩选择“退伙”。这在学校也是一个轰动事件。本来我们几个是给食堂提意见,要求改善伙食。因为我们吃不惯高粱米,也因为有人说看到食堂的师傅偷偷往外带油带肉。一群孩子说退伙,总务处主任说爱退不退,还挺横。最后只有我和李国青真退了。我俩一起搭伙,上顿吃点儿混沌,下顿吃点儿苹果,再一顿弄点儿压缩饼干、午餐肉什么的。哎,其实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退伙的第二周,总务处主任专门找到我们俩,苦口婆心请我们重新“入伙”,让我们以身体为重,并保证不会出现什么痘猪啊,偷油啊,什么什么的事情。“游击队”一样的伙食方式我们已经感觉吃不消了我俩赶紧就破下了驴,回食堂了。不久,发现食堂的伙食确实有所改善,也听说,如果我们不回来,总务处和食堂都要调整。不过,到末了,总务处和食堂都没有调整。看来,大家都是就坡下了驴,皆大欢喜。
初中在一个食堂嚼马勺儿的这一百个孩子,最后长过一米八的只有两个人,郑大为和刘华峰,跟这三年的伙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小结
初中三年的独立生活,让我敢于面对困难,让我学会了如何去解决困难。只有敢于面对困难,一个人才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只有善于解决困难,一个人才会做出一番成就。如果面对困难便向后退,一个人便会一生一事无成。感谢父亲,是他的刚强和坚定让我懂得这个可贵的道理。
初中时有两个同学就被困难打倒了,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一个很爱出风头,惹得大家不太喜欢。后来有人丢钱了报告老师说是他干的,他没承认,但却从此萎靡不振,初三上学期学习实在跟不上,卷铺盖回家了。另一个跟大家关系还不错,初一尿床,初二还尿床,眼神总是自卑地躲来躲去,终于在初三也离开我们回家了。
还有个同学,我们当时为他庆幸,后来当我们大学毕业时,都很为他抱屈。汤东辉,初三时父母落实政策回沈阳,他顶替父母接班,在铁西百货当售货员。在我们班,他的学习一直是排在前五名的。
从年幼无知到长大成人,回头一看感慨万千。刚入小班,晚上在宿舍门口“谈天说地”,说起锦县真大,锦州真大,有人就问:地球哪块儿是边呢?我很骄矜地告诉大家说,地球是圆的,美国就在球的另一面,我们的脚下。马上有人半疑惑半讥笑地说:那他们头朝下不都得掉下去了?说这话的人现在干啥呢?有麻省理工的教授,有清华大学的博导。你说吧,时间是多么的伟大!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初中三年,我的同学和我一样都受益匪浅。有人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哭,它就对你哭。我说,当磨难到来的时候就勇敢地迎接它,因为它将成为你生活中的一笔财富。战胜磨难将是一个人永远的精神财富,它要比拥有多少物质财富都宝贵得多。
一路走来,无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从来不曾有过畏难的时候,也从来不把困难作为借口。因为,遇到问题,就会想到爸爸说的“我的想法是”,就会鼓励我坚定地迎难而上……
当磨难到来的时候就勇敢地迎接它,因为它将成为你生活中的一笔财富。战胜磨难将是一个人永远的精神财富,它要比拥有多少物质财富都宝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