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女儿专心致志地为一幅手抄报配图。要过教师节了,她画的是她小学的一位老师。发现我在看她,她仰脸问:“妈妈,你有过对你最好的老师吗?”
我一时有点懵。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所有的过往皆被时间打磨得不留痕迹,曾经的人,曾经的事,在中年的心里早已云淡风轻,又何来“最好”一说?可我还是想起了他,想起了那些年的暖与疼。
他不算一个优秀的教师。半工半农,教书之余还要偷空回家干活,他的学识也不是我崇敬的那一种渊博。他一生只会教物理,上课从不带教材,只端着他的“三大件”:一把长长的铁尺,一只黑色粗壮的烟斗,一个小四方的木旱烟盒。三大件都是我非常讨厌的家伙,铁尺常让我心生恐惧,每遇物理课,心里便压着一颗沉重的石头,烟斗和旱烟盒让他的全身充满了刺鼻的味道,只要看见他,我就恨不得立刻逃离。我的头常被铁尺敲出了疙瘩,手亦肿胀通红,物理课上,他更是用牛铃一样的眼睛盯着我,时不时扔来一个粉笔头。
那是乡下的冬天,雪一场接一场。光秃秃的校园除了几间平房,就是成群的饥饿的麻雀和一个又一个的雪堆,有着刺骨的寒冷,贫穷的惆怅和寥落的苍茫。我们裹着单薄的棉衣,在漏风的宿舍里齐喊着一二三,一起倒在冰凉的大通铺上,商量着要怎么整整他。他的旱烟盒里因此拌上了辣椒面,他唯一的皮鞋也因灌满水而冻成了冰蛋蛋。于是,忐忑的恐惧和头上的疙瘩再一次应运而生,只是从那以后,他的“三大件”突然少了两件,只有长铁尺仍像宝贝一样天天都被他捏在手中。
我是那个天天都被他敲打着的人,他还叫来了我的父母告我的状,所幸的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母并不在意我的学习好坏,他们在意的是兄长们能够早日光宗耀祖。
又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太阳冷漠地照着,我蜷缩在宿舍中,蚕一样用被子裹紧自己,好抵御窗缝中呼呼涌进的寒风。他突然踢开了门,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提到了地上,取掉粘在我头发上的碎麦草,将散落在床上的书整理了塞进我怀中,又将他的黄大衣披在我身上,从上到下系紧了扣子,我没有了手,也看不见脚,像一个圆球一样被他牵着、推着“滚”出了宿舍。他并没有把我拖进教室,而是牵到了大街上。街面上的雪被行人车辆挤压着,发出疼痛的咯吱咯吱的叫声。他边搓着手边说:“你看街上这些卖东西的,天这么冷,路这么滑,他们不还是在摆摊。你以为只有你冷吗?”
那个冬天,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坐在了他的课堂上,尽管心里还揣着石头一样的沉重。对于乡村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娃子来说,前途和命运始终都是虚无的事情。可是,为了那件黄大衣,我愿意好好学习。那些日子,我没有小手电,没有蜡烛,晚上常在教研室外的灯光下背书,冻得鼻红脸肿。后来,我的课桌上便有了一盏用墨水瓶子做的煤油灯,灯中的油总是满的。
旧时的贫瘠,对乡下的少年来说,印象最深的是挥霍不掉的寒冷,而心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滚热的炉盖上烙一些吃的东西。最常见的便是土豆片,或者将一些黄豆粒儿放在炉盖上,一会儿工夫便外皮迸裂,酥脆无比。只是那在炉盖上能烙东西吃的火炉,在城郊条件较好的学校里才能看见。我们教室里的火炉是用砖和泥垒成的,学校没有柴火,同学们轮流从各家带来劈细的木条,烟熏火燎地燃炉火,经常是上课铃声响了,几张花猫一样的脸还趴着吹炉子。后来,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无论值日燃炉子的同学去得多早,教室门前的雪已清扫成堆,教室里的火苗已经闪亮,尤其是在午饭时,当一堆冻成冰疙瘩的蒸馍挤在炉盖上时,有人竟发现在教室的门口放着一个红色电水壶,同学们在讨论是哪来的,只有我知道,那个身穿黄大衣、手握长铁尺的人是怎样的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在永恒、绵延无边的时间面前,人生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年少的光阴更像是山谷间一次迅疾的闪电,还未来得及体悟成长的快乐,生命的艰辛、疼痛、悲喜便一茬一茬而来。夜色中一切都变幻无常,像梦境中抓不住的飞鸟。黑暗中我只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那个穿黄大衣的人,他走了,在退休的前一天,他倒在了讲台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的心悚然一惊,隐疼难耐。黑暗中又似乎看到他回来了,他背着他的小儿子,牵着我的手找医生给我推静脉,他把煮给儿子的鸡蛋悄悄塞进我的书包,他用铁尺使劲敲打着我的脑袋说:“你虽是个乡下女娃子,但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一定要给自己考个前程,永远不要手心朝上向别人讨钱花。要努力,要手心朝下,要有尊严地去争取、去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就那样决绝地走了,带着他曾给我的那些温暖,永远地走了。我却来了,带着“手心朝下”争取到的人生和小小的幸福来了,行走了几十年,转过了平原山川,在心里,在他生活过的地方,尽可能地洒上爱,点上灯。成片的灯光,像迷幻中的蝴蝶,闪着晶亮的翅膀,像他留下的一段旧事,温暖而疼痛。我知道,“手心向下”是我一生行走的根,是追寻所有美好的源泉。我知道,是他让这根长出了叶芽,长成藤萝,伸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