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之根本。可在40年前,吃是个沉重的话题。那时候,村里人大多吃的是苞谷面窝头,顶头尖,下面圆。一人手里攥一个,往巷子里一站,嚯,都是金黄色的窝窝头,吭哧吭哧大嚼,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因为窝窝头是用粗粮做成的,吃的时候卡喉咙,嚼的幅度小了,根本咽不下。
白面是有一点的,但自有用途:一是过年要蒸馒头,待客用;二是搅和在苞谷面里蒸半糙半细的馒头,给家里的壮劳力吃。细粮,就成为孩子们无尽的念想。过年时,我总盯着房梁上装着白馒头的吊篮发呆,却不敢动。
我的求学生活,跟《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差不多。上学时,一碟子发馊的咸菜,一碗白开水,红薯馍,吃得胃泛酸。尤其是在晚自习后,腹中闹起“空城计”。没办法,白水咕咚咕咚灌一通,赶紧去睡,因为饥饿随时会来侵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村里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餐桌上,白馒头是有了,可是蔬菜还很少见。人们不舍得种菜,把地都种上了麦子。多打粮,能守住顿顿白蒸馍,人们心里踏实,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日子了。
当时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向往电影里演的那种有菜有肉的日子,觉得那才叫生活。村里的李叔,不年不节,割了一块猪肉,炖炖吃了。大家羡慕得不行,非让他讲讲肉是啥滋味。他咂吧咂吧嘴,回味半天,说:“尝尝不就知道了。”那样子,真气人!
其实,大家很快知晓了肉味。因为家家开始喂年猪,过年时杀了,大快朵颐,吃得痛快、尽兴。吃不完,还可以腌起来,平时胃口叼了,拿出来再吃。紧跟着,市场上的猪肉大量供应,想吃肉很轻省,上街一趟,买一块就行。
村里人饮食结构的转变,是在2000年以后。这时,肚子早已不干瘪了,吃粮少了,蔬菜多了,西红柿、黄瓜、豆角……餐桌上五颜六色,饮食丰富起来。
这时候,在家招待客人,主人总会客气地说:“多吃点菜,菜有营养!”一桌子上七八个菜,不每个都尝尝,对不起主人的盛情。可感觉没咋吃就饱了,主人会劝:“再吃点,吃好哈。”仿佛要把过去欠你的情还回来。可是,真的已经饱了,也吃好了。
乡村人厚道,对自家的厨艺缺乏自信。腰包鼓了,底气足了,请客开始到镇上、县里的饭店里。在乡道上见面交流,一个说:“嗯,香雪烩面,吃着不赖!”另一个不屑:“玉丝炒面才是真的好呢,啧啧!”现在,几个人约饭,讨论的是:“去哪家?重庆老火锅不错!”“我看还是去海鲜楼吧!”
这几年,人们更豪放大气。市里的大酒店,哪家的菜是一绝,哪家的汤有特点,哪家装修豪华,提起来都头头是道。
有时候觉得饭店里的东西都吃腻歪了,于是,鼓动家里人学厨艺,弄几个精致小菜来闲品。采购食材很方便,就近的超市逛一趟,土里长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啥都有。分区分片,随意采购,选择多了,所以很多人近乎有了选择恐惧症。
现在村里的人走出来,一边踱着闲步,一边向人发牢骚:“没啥好吃的!”语气里,有点骄傲,有点得意,更多的是幸福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