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听来很会意,欢喜又酸涩:“小时候真傻,竟盼着过年长大。”是否盼着长大,已忘却了;但盼着过年,确是真的。
母亲做好新衣,给我套上,拽我贴墙站定,帮我提提裤腰,整整衣襟,露出欣慰的笑:“过了年,小子又长一岁。”我挺胸抬头,配合母亲用木棍掠过我头顶,在土坯墙上又划上一道身高线。我乐,母亲也乐。新衣是欢喜的,身高线也是欢喜的。贫穷却温馨的小院里,一切都是欢喜的。
这欢喜里,有奖状带来的。年年放假大会后,我都会领回金灿灿的奖状。奖状端端正正地与年画一起,贴满粉刷一新的正屋白墙,黯淡一年的土屋、农家,似是迎来一道光,瞬时亮堂起来。
随奖状带回的,是期盼一年的欢喜寒假。有好成绩做“筹码”,父母给了我最大的宽容:尽情玩儿,滑冰、堆雪人、打雪仗、放鞭炮……
我玩儿得欢喜,父母忙年也忙得欢喜。
记忆中,母亲过年时就是“顶级大厨”。腊月里,手持煎饼刮儿,帮乡邻摊十几天煎饼。帮完别人,母亲才趴在自家灶台上,忙着做腊肉,卤凉肉,做豆腐,炒花生,蒸年糕,蒸馒头……忙不过来了,自有串门的帮厨。母亲忙得不得闲,我们兄弟也吃得不得闲,母亲坐下来自是欢喜得不得了。
父亲会写毛笔字,自然承担起帮乡邻写春联的义务。几乎天天都有乡亲带着红纸登门,说清有几扇门、几根柱,再将鸡窝、猪圈、牛羊圈细数一遍,隔日便来取春联。父亲支起摊,裁好纸,倒上墨,翻着春联书,提笔写就一副又一副,写完东家写西家,躺在炕上又是我给他踩腰揉肩,第二天还写。父亲说:“人家能用上咱啥,不就写几个字嘛!”帮完别人,父亲才为家里写好那副年年贴的对联,贴在大门上:“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福寿康宁。”再写几个大福字,贴得小院红红火火。后来,我也帮乡邻写过几年春联,才体会到自己的字贴满全村人家的欢喜。
最欢喜的是“团圆”。年夜饭,一家人团圆。包过大年初一的饺子,母亲坐在炕头,叠祈福的灯花儿;再剪几张窗花,顺手贴在窗纸上。父亲和哥哥躺在炕中炕尾,聊着家里、城里和来年的事。我一会儿帮母亲叠几下;一会儿躺在哥哥身边插句嘴;一会儿下炕,用录音机录几首春晚歌曲、几段相声小品;一会儿累了,钻被窝睡去,放炮也听不到。醒来,又是欢喜的一年。
欢喜一年又一年,恍然我已是中年,日子过得幸福寻常、平淡如水,过年的新衣、假期、消遣、吃食等,已难激起太多欢喜的涟漪——反倒觉得难得的沉静才是欢喜,清欢才是真味。陪陪家人,会会老友,读读书,发发呆,看着窗台上水培的红薯长满嫩叶,白菜开出黄花,蒜头蹿得老高,水仙馥郁馨香,心里满是欢喜。
过年回老家,儿时的欢喜已成往事,年逾七旬的父母能自食其力,是我最大的欢喜。我贴墙站定,招呼母亲:“再给我划道线吧!”母亲拄着棍子,塌着腰,咧开掉完牙的嘴,笑了:“够不着喽!”母亲乐,我也乐,一家人欢喜得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