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较往年来得早,大竹庙坝寨峰的桃花在农历二月初就开了。来到这里是因为采访,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就出生在这里。
小河依旧从深山里斜斜流出,水底的卵石透过清澈涟漪微微颤动。唯一那条进出村庄原本深一脚浅一脚的路已经全部浇上了水泥,变得平坦而宽阔。路边盖起了许多崭新楼房,门口贴着大红春联,上面的内容有着极其美好的寓意。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各美其美的新农村示范点这些年我见过不少,但每每站在寨峰“盛世桃源”的牌坊下,回忆起为了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挣扎的人们,总是唏嘘不已。
一
明末兵燹之后,寨峰丁口稀若晨星。湖广移民来到这块背靠青山、前有河水的土地,因互不熟识,所以没有形成很大院落,大家按照姓氏分散安居,四时八节祭祀先祖,告慰上苍。
山中野菜能帮衬着过活,但兵革之祸却避之不及。打我有记忆起,寨峰这里就有很多盲人,他们只有一只左眼。人们叫他们“瞎子”,前面被冠上张、王、赵、李……如果一个院子里有好几个盲人,则按照辈分和年龄分为大“瞎子”、二“瞎子”、三“瞎子”……
体残力衰的老人从山里砍来斑竹,编织背篓、撮箕、箩筐、竹耙子……他们指腹长满厚茧,指尖就能戳出竹篾上的青皮。大家除了会聊几月摘南瓜最甜,什么时候豇豆最嫩……还会讲述往事。
重庆成为陪都后,只有几天脚程的寨峰成了兵源地。军官穿着铮亮皮靴用一口饱饭就忽悠走了大半青壮。有人逃回来说,战场上枪炮无眼,国民党军官层层中饱私囊,为了足数,士兵手里一碗饭要掺半碗沙。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征兵拉夫的任务一再加码,甲长、保长筛选壮丁犹如篦子梳头。每过不久,沿河小路上就会有一队青壮被一根索子拴着,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被拉往前线。有共产党地下党员在队伍里策划起义,村里参加的人都遭枪决。
寨峰有一位赤脚医生,号召大家不要给国民党出力,找来石灰让大家在被抓后弄瞎右眼。收兵长官不要瞎眼兵,壮丁们纷纷自残,靠刨红薯根、地瓜秧,摘沿路上的苦桃充饥,才捡回一条命。
除了抓壮丁,乡公所征粮队更是如狼似虎。寨峰有户田地比普通人家稍多的富裕户,他们卖尽田地交足了公粮,独子依然被抓壮丁。“地主”家儿子死了,当家人不久就郁郁而终,只留有他的小妾陈老太在寨峰生活。
陈老太给我看过她的小脚,足背被外力折断,脚趾蜷叠成一个尖儿,大小和形状犹如小学生用的直角三角板。新中国成立后,她把分得的田地让了出来,大队让她侍弄山坡上的桃园,每年大家凑几百斤粮食给她过活。
寨峰的桃树何人所栽已不可考,但漫山遍野的桃树,让移民们觉得这里是世外桃源。陈老太说“地主”的小妾日子苦,吃饭不能上桌,只能在灶膛边喝残汤剩水。她死时,在开满桃花的山坡上寻了一块好地,说这里让她吃上了饱饭。
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寨峰的百姓能混温饱。生病吃药、外出读书要全村出力。“盛世桃源”的牌坊如今修在公路和210国道交汇处,当年这里曾有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杂货铺,犹如湘西的吊脚楼般悬空而建,几根烧得黝黑的木桩深插河底,支撑着这座方圆几公里之内的“商业中心”。这里油盐酱醋从不齐备,“洋火”也赊十根或者半盒。
大竹县城开始修建楼房,村里的全劳开始扛着铁笊篱去刨河床里的鹅卵石,用撮箕挑上公路,让半劳们将卵石破成碎石。拖拉机驾驶员揣着“大团结”来购买,卖得最便宜的人家,不是有娃娃欠了学杂费,就是家人生疮害病打了饥荒急需使钱。
我的邻居身胖体大,人称豺狗,为供两个孩子读书,他几年工夫就在河床上刨出一个深潭。深潭成为我夏天游泳的地方,我常因脚踩不到底屡屡向他提出抗议,蜷缩在他装卵石的撮箕里,惩罚他将我挑上岸。
不论春夏秋冬,豺狗每天在腰间拴一块白布下水,用铁笊篱扩大着深潭。如果天黑尽了,或者周围没有了别家的女人,他甚至扯下白布,借着风灯吭哧、吭哧地像狗一样在河床上刨。
豺狗死在我十一岁的深秋。他在晚上挑卵石时,从河堤滚下河,伤了腰,县医院让他捡回了半条命,从此只有脑袋和左手能活动。他是饿死的,而且是自己把自己活活饿死的。他也试过爬下床喝床脚残余的敌敌畏,但遭他女人发现被灌粪水催吐没有死成。
他饿死自己的计划也实施过两次。第一次在第十天的时候,吃了他女人从酒席上给他端回来的一碗肥肉,没有死成;第二次,他一连饿了十四天,每天夜里不停在床上叫唤:我好饿啊,我好饿啊……
我每天早上起床便去他的卧房看他,他的女人会用柴烘一锅白米混着干苞谷的饭放在他床头。第十天,豺狗女人背了一大筐干苞谷去场镇,换回一块肥肉和二两烧酒,趁他半夜喊饿时把酒肉放他床头。但直到肉都发了臭,酒都化成了水,豺狗都没有动。我问他为什么要寻死,他说自己是累赘,吃饭不干活,每天还要花空钱买药,继续这么熬,一家人都不好过,干脆去死。
他果然饿死了自己,死前只把陶罐里的水喝得干干净净。豺狗女人让一双儿女在灵堂跪了三天,说这对孽障逼死了他爹。给豺狗擦汗殓身的人说,原先这么胖大的人,怎么会轻得像根草呢?
后来,豺狗儿子在县医院当外科医生,逢年过节回村给老人看病,送一些止痛片。他说常年做苦活的人到老了关节都不好受,都在苦捱。
三
豺狗儿子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住过他家的人回来炫耀,说楼房很高,路也很平,蹬三轮车就能天天下馆子吃大碗面,还有老板出很高的工资招挖煤工……村里的男人成群结队地跑去蹬三轮车和挖煤,最后干脆到黑煤窑挣钱,连女人也带去矿上帮忙。
二丫是我们院子里唯一连小学都没有读的女娃,村小老师上门劝说多次,都没能改变她不识字的命运。她长我三岁,比我高一个头,腰腿很粗,屁股也很大,头发上总是粘着草屑,每天在我游泳的深潭边淘猪草。
在我即将离开农村的那年夏天,二丫坐在河中一块巨石上哭。我问她哭什么?二丫摸着我凸起的锁骨说我从没干过农活,是个享福的男人,而她马上就要嫁给矿工,去煤矿上讨生活。亲是她丈夫的爹妈来提的,男人是个豁嘴,家里已经收了聘礼。
二丫男人是外村人,因为豁嘴经常被奚落,在黑煤窑挣了钱,这次回来除了花钱娶媳妇,还要带一个十人班组去煤窑。黑煤窑规模一般不大,井口很小,为了多产煤,四个镐子手在前面挖,四个清运装车,两个人将斜井矿车推到指定地点挂上绞索,累了大家就互相轮换,一个班组下井后要在一个掘进面干满二十四个小时才能升井。二丫父亲本想到女婿那里去“摸鱼”,但听说工作强度高,便打消了念头。
黑煤窑为了提高产量,按出煤量结算现金。矿工的女人不下井,在井上翻斗(将煤车在轨道上翻转卸煤)计数准备伙食,她们从不胡言乱语,每天集体求神拜佛,最怕听到井下放炮。
寨峰最早修楼房的人家,大部分钱都是从深不见底的煤窑里刨出来的。有人患上矽肺,有人落下风湿,更有人终生残疾。
我读大学时见过一次二丫,是她父亲去世,她带着四个孩子回来磕头,最小的一个还没有断奶。家里被改成大厨房,前来祭奠和帮忙的人很多,她溜进我的房间,撩起衣服喂奶,问我有没有继续念书。她说黑煤窑实在太危险,如今四个孩子三个姓,自己嫁过三次,现任丈夫是外省人,也是矿工,酗酒不抽烟,除了脾气暴躁,对她和前夫的两个孩子都算不错。
二十一世纪末,全国取缔小煤窑,二丫和她的丈夫带着孩子被迫回乡,夫妻俩先在镇上中学伙食团帮忙,寨峰举办第一届秦王桃花节那年,二丫成了自家农家乐的掌勺,天生野长的绿叶,倒成了城里人嘴里的珍馐。
一座牌坊随之在村口立了起来,拄拐的老苍猜测,这是谁家又出了贵人,为功勋、科第、德政或忠孝节义所立。后来人们才知道,牌坊上“盛世桃源”四个大字,说的就是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