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儿志在四方,可我是女人,女人追求的是安定感和归属感,然而事与愿违,20年来,我在南郊的城中村经历了数次搬家,基本都是因为房东要加盖楼房或政府决定拆迁。每次搬家,我都默默祈祷:但愿这是结婚前的最后一次,甚至是这辈子的最后一次。
害怕搬家,不仅仅是要翻箱倒柜,把七零八碎的物品整理打包,约上两三个好友,协同搬家公司或抱或抬或搬到车上,一次次地上下楼,一件件卸货,再逐一打开,擦拭,摆放,洗洗涮涮,收拾停当至少也要三五天。麻烦和辛苦倒在其次,乍看起来,搬家只是换了一个住处,而且是距离之前住处不远的地方。事实上,搬家远没那么简单。“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是每一位租客的心声,我曾傻傻地问过两任准备加盖楼层的房东,我可以忍受灰尘和噪声,能否不搬?我租住在长安南路上的一个村子将近十年,仅在这个村子就搬过四次。2012年,拆迁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每天都可以看到左邻右舍和搬家车辆进进出出,我磨磨蹭蹭拖着不走,直到房东催我尽快找房。
搬家意味着要消灭一段生活,丧失一段生活,决裂一段生活,埋葬一段生活,“像一个吻刚结束,然后挥发在空气中,找不到任何证物”。明明有日记有照片有证人,为什么时隔不久当我经过而今变成废墟的城中村,注视着已经面目全非的栖息地,那些真真切切的经历和历历在目的回忆顷刻模糊起来,随着村子的土崩瓦解而灰飞烟灭,最后尸骨无存。我甚至怀疑这里是否承载过见证过我十年的青春岁月?如果我和这个地方素无交集,那么,那个时段我在哪里?是历史空白还是我适时启动了选择性失忆?不管多想淡忘或铭记,都得打起精神正视当务之急。于是,我像一只舔着伤口的丧家之犬,一个逃离故土的忧伤难民,别无选择地去往陌生之地。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一件事可以映射内心的世界,新旧住处的交替中,我几乎没有因为迁居新址而高兴过,总是在怀旧,我不得不承认怀旧是我的特质,而且人生会有怀不完的旧。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类似的搬家发生在八岁。所谓类似的搬家,就是暂别固定居住地。我从出生起就住在一个三户人家共同居住的四合院,三户人家从我这代算起同为一个曾祖父。三个家庭人口最少的是四人,最多的是六人,我家五口人加上所有的物什挤在两间一共不到30平方米的屋内,只能摆下一大一小两张床,加上弟弟的出生,想挤都挤不下。日落之前,我挎上书包独自从村中间走到村南头的奶奶家睡觉,奶奶房屋的南边是不见边际的庄稼,东边是几层麦场连着深沟,西边是大片庄稼连着深沟。刚过村里的水塔,也就是距离奶奶家大概150米处,目光所及,首先是东西的麦场和庄稼,以及东西两边沟壑的坟堆,然后才是位于最南端的奶奶家。路上,有时窜出来一只野兔,有时跳出一个蛤蟆,有时爬出一条花蛇,有时扑棱腾起一只老鹰,刮风下雨的时候更是四处张望,加快步子,这是一段恐怖的路程,我必须在天黑以前到达。
尽管每天如此,我却没有习惯成自然。记不清这种生活过了多长时间,家里就在原下盖起了两层楼房。1990年,我们搬到了新家。巫婆猝死,魔法失灵,灰姑娘不用在午夜12点前急匆匆和王子告别,我也不用一到傍晚就跟家人分开,但我仍旧闷闷不乐,而且更加闷闷不乐。
新居全是四组以外的村民,男女老少全是陌生面孔,虽然也和这里的小朋友玩耍,可怎么也比不上刘姓家族的四合院,抬脚随便走进一所房子,就像进了自家的屋子一样,自然而然地对话,想坐就坐想站就站,大人之间从未面红耳赤,小孩之间吵了打了转身就和好。你在我的碗里拨拉,我在你碗里拨拉再平常不过,男女老少亲如一家。搬到新宅的最初几年,我常在写完作业后,一口气爬到通往原上村庄的长坡尽头,然后向北走,与相识的村民打一路的招呼回到四合院,这一趟总是鼻子酸酸,眼泪汪汪。
不过,剧情终于逆转——最近一次搬家,我一反常态,喜气洋洋,因为我买了房子,从今往后再也不用颠沛流离。也许,生活还会重复,搬家还会发生,但是感受已经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