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憨头,一个极其普通的旧中国农民名字,甚至显得很土气,但在我心目中,却是无比伟大,更是我们家族的荣耀。
李憨头是我奶奶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1912年出生在潞城窑上村的一户贫苦农家。家里姐弟三人,他是独子,更是老小。因为家庭贫寒,又早年丧父,与母亲、姐姐相依为命,没有上过一天学,十多岁就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给村上大户打柴、放羊、看牲口、当长工。生活的艰辛造就了曾外祖父吃苦、坚韧的性格。我想,这或许是他在日后能被吸收到抗日队伍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外祖父20岁时,和本村姑娘秦氏喜结连理,并于次年生下我奶奶,曾外祖父孝敬母亲、关心妻子、疼爱女儿,生活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其乐融融。1938年2月下旬,平静的日子被打破,日军占领潞城后,制造了“神头”“西村”等多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日军的暴行在人们心中埋下了仇恨之火,更唤醒了婴城大地千万热血儿女。
1939年10月潞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积极进行对敌斗争,地下工作逐步展开。此时的曾外祖父27岁,正是壮年,又仇视日本人,因此就进入到地下党组织的视线之中。经过组织培养、考验,曾外祖父于1940年2月正式加入革命队伍,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情报员。从此,他告别老母,抛妻弃女,开始了短暂却光荣的抗日生涯。我奶奶回忆说,从曾外祖父离家到他牺牲的八个月间,与家人只有一次见面,不想这次见面竟成了诀别。
1940年10月的一天傍晚,天刚擦黑,曾外祖父悄悄地进了村,可他并不知道,村上的一个汉奸看见了他。回到家,亲人相见,既高兴又害怕,年幼的奶奶缠着曾外祖父问他去哪儿了,曾外祖父的母亲坐在炕上抹泪,曾外祖母一边做饭,眼泪却止不住地掉进锅里。心中愧疚的曾外祖父不知如何安慰老母亲和妻子,只是不住地说:“我没事,不敢哭…”一家人草草吃过饭,正要休息,就听见外边传来砸门声,曾外祖父对曾外祖母说:“不要慌!”说完翻身窜到房梁上藏了起来。曾外祖母抱起奶奶塞到老母亲怀里,准备出去开门。刚走出房门,院门已经被踹开,汉奸领着十几个日军就冲进来四处搜人。没找见曾外祖父,就逼问曾外祖母,把她绑在院子里的树上,用皮带、棍子把曾外祖母打得昏死过去,又用冷水泼醒,再打再问,如此三四次。曾外祖父的老母亲在家中炕上死死地抱住我奶奶,捂住奶奶的眼睛,奶孙俩小声地抽泣着。日军对曾外祖母的折磨,让房梁上的曾外祖父难以克制,不小心碰到一个箩头掉了下来,曾外祖父被发现了,日军五花大绑抓走了他。
几天后,日军没能从曾外祖父的口中得到情报,再次来家带走了曾外祖母,严刑拷问她见没见曾外祖父和谁接触过,知不知道谁是曾外祖父的同党,最后仍一无所获,曾外祖母被放了回来,而曾外祖父则惨遭日军杀害,时年28岁。难以想象,曾外祖父在日军的刑讯室里遭受了何种残忍的拷打折磨,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是怎样做到保守组织的秘密。我被曾外祖父的不屈服所震惊、所感动、所激励,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再后来,村上的本家亲戚凑上大洋、粮食把曾外祖父的尸体从日军手里赎出来,安葬在本村。几个月后,曾外祖父的老母亲因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悲伤过度撒手西去,曾外祖母也因伤势恶化弃世,撇下我年幼的奶奶,孤苦伶仃,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此破碎。只道是:可怜孤幼女,孑孑掩门哀。凶残倭寇暴,覆灭天注定!
值得欣慰的是,群众没有忘记我的曾外祖父,潞城解放后,1946年7月,窑上村修建烈士纪念碑,他的名字和程四胡、张补眼两位烈士一起被刻在了纪念碑上,继续守护着生养他们的土地。
如今,奶奶去世也快二十年了,但我仍然清晰的记得,奶奶在诉说这段血泪故事时,泪水填平了她脸上的褶皱,她痛苦悲伤的眼神中有怒火、更有仇恨!她的父亲,我的曾外祖父,只是千千万万个抗日先烈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有的留下了名字,更多的是无名英雄,用鲜血铭刻了那段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国难史。在革命工作中,他们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创造了属于自己、属于国家、属于人民、属于历史的伟大功绩!
今年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曾外祖父,纪念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而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烈们!愿你们安息,佑护华夏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