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如同一个筛子,筛去了灰尘,留下的是“珍珠”。
童年时,从长辈口里常听说远房红英大姐热心待人、乐于助人的事情,这些话似烙印印在心上。遗憾的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她远嫁他乡。此后,虽未与红英大姐谋面,但从老一辈那听到:红英大姐嫁给月河大队的贾才俊。
1972年,我和二弟在离家几十里的射阳县盘湾中学读书。在那缺吃少穿、物资匮乏的年代,最闹心的事是填不饱的肚子。平心而论,当时每月的粮食也不算少,除按规定享受住校生每月10斤“补助粮”外,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校篮球队还各补贴10斤“补助粮”。然而,大肚皮仿佛是填不满的“穷坑”。容纳一斤米的饭盒,中午二十分钟就风卷残云、粒米不剩。那年三月,时任公社(乡、镇)公安特派员的姨父,原答应星期天帮我们买200斤“议价粮”,后因县城发生几名中小学生书写反动标语,姨父奉命连夜赶赴案发现场,“反标”使议价粮成了“水中月”。手中无粮心发慌,几乎一夜未眠。临近天亮,红英大姐的面庞在脑海闪现。星期天早晨,兄弟二人跑出了空旷的校园,疾步向西北赶去。行至月河大队村部时,路边正好有一群干活的人,询问贾俊才,人们热心指点,因此很快找到红英大姐家。然而,堂屋、厨房均为“铁将军”把门。我们只好在房前屋后转悠。这时,西南方向的田野里匆匆来了一位衣着似农妇的人,距离10多丈远她就大声问:“你们找谁?”我忐忑不安地问:“你是红英大姐?”“你们是谁?”她反问。“我是中一,他是中少。”随着一声惊讶,她高兴地说:“舅舅来了。”
中午,红英大姐从堂屋二路桁条的挂钩上取下腊肉,随后小葱炖鸡蛋、大蒜炒咸肉,当时农村该有的菜都上了桌。晚饭后,劳作一天的红英大姐将上年的干粽叶泡进水桶后,就和才俊大姐夫去磨坊里“拐”小麦……“舅舅!舅舅!”熟睡中的我惊醒了,揉着惺忪的睡眼起床后,只见桌上一盘已剥去粽叶、热气腾腾的糯米赤豆粽子,一盘金黄色的小麦饼……一阵狼吞虎咽后,红英大姐将我们随身携带的两个军用挎包塞满粽子和小麦饼后递过来说:“姐也不留你们,赶快去学校上课,以后常来。”红英大姐和才俊大姐夫也扛着农具赶去“打早工”……
毕业走出校园后,似无根浮萍“漂”离老镇古城,继而漂进新市谋生。斗转星移,寒来暑往。尽管时过境迁,但读书时去红英大姐家“混嘴”的情景历历在目,挥之不去。难以忘怀的是,红英大姐和才俊姐夫那情真意切的言词里流淌着温泉似的真情实意,并铭记在心。婚后,常常与妻子聊起求学时的艰苦岁月及人间真情……
1983年春,正在盘湾中学读高三的三弟,那天下午二节课后在宿舍洗衣服时,忽听门外有人喊“颜中德,你姐夫在校门口等。”三弟一路小跑到了大门口,左顾右盼不见“目标”。这时路西一位扛着蛇皮口袋的人走来,试探地询问“你是中德三舅?”“请问您是谁?”“我是贾俊才!”“呀!您是大姐夫。”原来红英大姐听说三弟在盘中读书,但不知具体情况,是才俊姐夫在校门口逢人就问才问出结果。初次见面的才俊大姐夫将一袋小麦饼扛到宿舍后,再三叮嘱三弟,有空到姐夫家去……当天近百个小麦饼被同宿舍的“兄弟”们一“抢”而光。
2013年夏,我们兄弟三人相约去射阳医院看望患病的远房伯母,行前我问三弟:“还记得才俊大姐夫吗?”天性仁义的三弟说:“终身难忘”。在射阳谢绝了堂弟的挽留,我们飞驰盘湾镇月河村。午后抵后红英大姐家,年已八旬的姐夫和年近八旬的姐姐高兴地说:“三位舅爹爹一起登门!”二弟动情地说:“一晃四十多年,当年姐姐和姐夫包粽子、贴饼子的情景还在眼前。”那天姐弟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转眼红日西斜,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和姐姐和姐夫告别。
善良、质朴、无私,靠土里“刨食”的姐姐和姐夫,在我们上门寻求帮助和主动向三弟伸出援助之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从未报答过。每当想起,除了自责就是内疚。人啊!承恩容易报恩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