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荣

刘荣离开我们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四岁。到今年的3月11日，已经整整两周年。

一个中年男人，上有双亲，下有女儿，苦尽甘来，却突发胰腺炎，生命嘎然而止，令人扼腕叹息。每每想起，泪如决堤之河。

好端端的一个人，大清早起来，准备去上班，但很快，又折了回来。

“我肚子疼得很，实在遭不住。”他捂着肚子对妻子范锐说。

范锐见他站都站不稳，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感觉。大约折腾了一刻钟，见他还蹲在地板上捂着肚子挣扎，才发觉情况不对劲。

“你就不要去上班了，我送你去医院检查吧！”妻子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痛苦，心里不禁焦急起来。“扶我到外面诊所去输点液看一看，办公室我还有许多材料要改啊！”他十分固执地回答。妻子知道他的脾气，只能随了他。在诊所，小范打电话喊来亲戚，大家都感觉到病情危险，怕出意外，兄弟们决定强行把他拖到州医院去检查。

半个多小时后，心急如焚的人们才将他送到州医院。“快点！快点！请帮忙快一点！”众人一边推着刘荣，一边对着医护人员喊。开单、挂号、心电图检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着。回过头来，大家发现坐在推车上的他脸朝后仰，面色发白，身体开始慢慢下滑。一名医护人员立即过来将他送往心电图室做检查。检查结果不好！很快，他被直接送入州医院后楼的重症抢救室。

“医生，请你们想想办法！他这个样子很老火啊！”看着医生开始抢救，强心针、压胸、抽血……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小范在心里祈祷：他还这么年轻，老天爷啊，他千万不能出意外！

等到他的三弟刘胜从普安赶来时，急救人员正围着刘荣进行抢救。“我看到他躺在病床上，眼睛微睁，胸口还有呼吸。”刘胜不知道时间，甚至忘记了看表，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严重的胰腺炎，只能求助省人民医院派人来支援啦！”州医院负责人说。

“不管怎么样，你们医院必须给我请省里面最好的医生来抢救！”州主要领导对医院负责人说。

天空开始下起了雨，阴冷的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地上，马路上行人、车辆不停地穿梭。刘荣一动不动地躺在重症抢救室的病床上，嘴里插着呼吸机，肚子上接通排液管，身上全是医疗设备，五花大绑地缠着。尽管如此，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的话还是工作，当医生的挚友徐倩到重症室看他时，他还用微弱的声音说：“请转告办公室通知组织部，给他们的培训班讲课可能要改时间了。”这也是他给亲人、同事、朋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省里面的两名重量级的专家赶来了，充分肯定了州医院的治疗方案，又不顾疲劳，连续在抢救室忙碌了九个多小时，可是，事情没有向着大家期望的结果发展，刘荣出现了多种并发症，呼吸出现困难，再后来，只能用呼吸机来帮助呼吸了……这时候，问医生情况，医生不回答只摇头，看来他能撑的时间不长了……虽然众人一直都抱有美好的愿望，但面对一直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的他，看到他仅靠呼吸机来维持微弱的呼吸的时候，又不得不相信和面对事实。经过商量，大家仍一致同意再坚持坚持……然而，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到后来用呼吸机呼吸都很困难，医生让大家准备后事，他的亲人最后作出决定：回家准备后事，他便停止了呼吸……

人已经去了，我自知不能再为他做些什么，留下的只有深深的遗憾和愧疚！我和其他几个弟兄只能为他送上一个不知道是否灵验的祝福：刘荣，祝你在天堂的路上一帆风顺！

他为人善良，心地宽厚，是个热心肠，和同事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他走的当天，有网友在微博上留言：“为什么上天要让这样一个年轻优秀的他离我们而去呢？大家都期待着他能重新回来……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不少人在网上留言寄托哀思的……大家一起祝愿他一路走好。

模糊的泪光中，点点滴滴的往事历历在目。家人、朋友、前辈、同事、老师、学生，认识的、不认识的，随着这一噩耗在微信圈的传出，整个熟人圈震惊，不少人悲伤着、惋惜着。

他生前的领导们都送来了花圈或者花篮，表示哀悼。

“刘荣，你太累了。”妻子终于在火葬场见到了丈夫，只是他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他真的太累了，每个深夜，他办公室里的灯都要接近凌晨才熄。他不是只会工作，他爱下象棋、围棋，喜欢听歌，偶尔还写点东西，有消息、通讯、调查报告、散文、随笔、小说等散见于报端，在《贵州日报》《黔西南日报》《党建交流》等报刊上留有诸多墨迹；在州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不光会写，还学会编纂、排版；他还当过新闻发言人，尽管普通话一般，但他是懂的；他有个和睦的家庭，年轻时工作任务没那么重，每到周末他常带着家人出去游玩。但这些年，现实真的不允许他轻松，梦想让他坚守着，追寻着。

人们形容他“尽管个小，但他是在以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想必感到了疲惫。但他挂在嘴边的，还是那句——“既然选择了，就知责任大；既然信得过，就得多辛苦”。虽然身体不佳，工作压力大，但他给人的感觉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平日不擅引经据典的他，却常对在一起工作的秘书讲起这句古话。在刘荣同事眼中，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上班早到晚归，熬夜整理或者起草领导讲话稿，更是家常便饭。就在去世的前几天，他陪同领导到兴仁、贞丰等县调研回来，熬夜整理工作材料到深夜12点多。他曾经感慨地说，领导讲话不是作秀，每一句都要字斟句酌，不能有半点懈怠，更耽搁不得。

“他外表看上去像个粗人，其实内心很细致。”他的一个同事说，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接近、很亲近的一个好兄弟，总是把别人惦记在心里，大家有什么特长，他都知道，特别会照顾人。

他的同乡说，偶尔大家聚会，只要他来，就很开心。他从不谈工作，逗他，他总是嘻嘻哈哈，用网络流行语来形容他，“暖男”这词最适合。

从前是碎片，鹅毛般地四处飘飞，让人难以拼凑出完整的图案，诉说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碎片中却包含了生活的片段，无论它们飞向何方，都在传播着刘荣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在昭示着人生旅途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尽管无法让它们集结在一起，但他生活的足迹在演绎着每个短小的故事。

我与他相识二十余年，此时追想往事，在言谈举止、喜怒哀乐都已消失之后，留在我眼前的，就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公职人员，一个可以做一生一世朋友的好兄弟。

我初见他，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那天在组织部办公室，他掏出烟，向我递了一支，一边点火吸烟，一边说：“我是个大烟鬼，香烟里面出观点。”我当时的直接感受就是，他很真实。

我俩都是教书匠出身的，他比我考入公务员队伍晚一年，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半年又恰巧混在一个办公室，基本是一起上班下班，因脾气和兴趣爱好有很多相同之处，加之平时关系处得最好，于是，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有了一段非同一般的频繁往来。

因日久而更熟悉，因熟悉而相知，我更多地知道了一些他昔日的曲折和一路走来的不易。

刘荣家在农村，在他家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二，个子矮小，头发稀少，有些文采，话语不多，但却幽默风趣，为人极其巴实。他酒量大，而且喝了酒从不乱事，只是话比平时多了些许，但不涉及工作。在组织部，不时会有人事任免公文需要校正和核实，大家在办公室可以先看，一出门就必须忘记，根本不能说出来。他烟瘾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一个上午，他只用一次火机。我揣的烟，常常被他掏空。

后来，我回调宣传部，他去了县委办公室，楼上楼下，隔三差五就要相聚瞎侃一场，凌晨他才回家。他的情感属于晚熟慢热型，因此，结婚晚，女儿是零零后。在县委办，他是一个副科级秘书，已经是特别高配了，他坚持“知行合一贵在实践”、“心中要有一盏灯”，这些价值观一点点地影响着周围的同事。

再后来，我调来兴义，他也考调到州委办，一有空，他就会跑到南环路去找我聊天。我开他玩笑说：“有的人咋就像‘跟屁虫’似的，人家去哪他去哪，怎么不创新去哈贵阳呢？”他的回答更是气人：“我是担心有的人酒量小，私人应酬时撑不住，怕出问题才赶过来帮忙的，真是好心没好报啊！”其实，一周相聚一次，这样无非是想着多些时间在一起，聊聊久违的心里话。

可是，自打刘荣去了政府办以后，公务、公事、加班等自然而然地多起来，而且结交的圈子也相对广了一些。我们平时就靠电话联系和交流，偶尔遇到，彼此问候一声，见面的时间相对少了很多，但每年总要抽空聚上几次。尽管他是副秘书长、金融办主任了，可仍是一个毫无架子的人。有次我家厕所不通，我虽竭力疏导，但不奏效，越是反复搅弄，越是搞得臭气熏天，不得安宁。正巧他来到家里面，二话不说，卷起衣袖，拿块破布堵住厕所旁边的管道，三下两下就把厕所打通了。其技艺、动作之利索，让我汗颜。接着，他还将厕所四周冲洗刷干净。

“他每天很早到办公室，中午不睡觉，晚上很晚走，出差时也随身带着书。时间对他而言不是一天一天，而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计算。有时候凌晨一点，他还会发信息给我。”大林对他更清楚。他比较低调，很少接受采访和约稿，他这样说，社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良好素质的人就行了。

所以，他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着一腹静气、一腔淡泊。所以，无论成败，他都泰然处之。他的猝然离世，激发人爱岗敬业之情，让更多人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去思索什么是人生的价值，思索付出和回报的意义。

不知不觉，当我从回忆中走出来时，外面已经黑了，屋里的灯光有点刺眼，也许是写了太久，一时不适应。该收笔了，肚子饿了。但肚子的饿与精神上的空寂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拿出我们以前的合照，继续追忆，但一切都是空白。

人生的幸与不幸，几十年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来人世间走一趟不容易，不过就是一颗流星，哪怕瞬间消失也要知足常乐！刘荣或许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