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婶本名叫于祖秀,1936年正月19日出生于镇坪县上竹乡,1959年跟随丈夫刘仁义一起到千家坪林场,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修路、植树职业生涯。
山里风俗,女子出嫁后都在称呼前冠以夫姓,又因大多数都沾亲带故,就有了王表婶娘、李表伯娘诸如此类的称谓。刘婶身材高挑,有着运动员般结实的骨架。劳动时,休息间,她那一张饱满红润的脸庞上总带着微笑,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别人都累得不愿动弹时她还在一群细伢子中间穿梭,不知何时娃娃们干脆取掉了“表”字,直呼她“刘婶”了,久而久之于祖秀这个名字反而被人遗忘了。
1968年冬天,寒风刺骨,刘婶从四岔河修路工地回蜂厂,取打炮眼用的钢钎时,听到板壁那边有微微的呻吟声,她透过壁缝朝里看,原来是本场职工夏季学,因成分不好被批斗,双手反绑挂在屋梁柱子上,已是奄奄一息。刘婶实在不相信,这个老成实在的人,能有什么反动行为,便悄悄进去把揣怀里的两个烧洋芋喂给他吃了。返回工地的路上,寒风呜呜叫,刘婶肚里也呱呱叫,又冷又饿的她紧紧握住钢钎,不敢有丝毫松懈,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摔倒,钢钎也会瞬间冻结在地上。赶至修路工地时,钢钎没和地粘连,倒是和自己的双手粘连上了,只能撕扯,那是切肉连着皮如刀刮般的痛,她咬牙坚持,还不能有丝毫饥饿的表现。有啥法,要是被人发现她那两个作为午饭的烧洋芋给老夏吃了,是要挨批斗的。
刘叔是修路技术员,林区内的路都是他设计并指导施工,哪里填土方,哪里打炮,需要多少炸药,多远的里程,用一根筷子粗的短棍靠在大拇指上一比,眼一眯,数据全出来了,刘叔也因此捆在工地上,年夜饭都在工地上吃,没有丝毫空闲照料孩子,更不用说做家务活了,刘婶只能工地、家里两头奔波,拉扯七个孩子。
刘婶退休后,林场住房极度紧张,刘叔发扬千家坪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从租住的危房里搬到场部空旷漆黑的废旧会议室,刘婶毫无怨言,每天照料一家人的一日两餐,大儿的衣服穿旧了改给小儿,自己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刘叔晚年患下喉癌,脾气极度暴躁,时常操着老家四川的口音吼叫,“日妈你个龟儿子的婆娘,你给老子滚回去!”,有时骂着骂着就用拳头砸东西,有次我亲眼见他把烧水壶砸得七歪八翘了,刘婶知道他痛苦难熬,总是微笑着爱怜地安慰他。
1993年林场修建了简易家属院,每户一个套间,二十多平方,一家老小虽然十分拥挤,却仍其乐融融,不乏安居乐业的幸福快乐。可好景不长,那年秋天刘婶在去镇坪探亲路上遭遇车祸,大腿股骨骨折,她在后人的照料下坚持康复锻炼,大半年后又在买菜时滑倒,骨折处再次开裂,刘婶再也不能独自行动了,而骨子里要强的刘婶无法安于现状,撑着椅子的靠背慢慢试着挪动脚步,以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那把椅子成了她不离不弃的伙伴。
但刘婶从没对生活失望过,她常常杵着椅子,在院子里空余地方种下几窝洋芋、苞谷或者应急蔬菜,这时她的笑脸随着春天泥土的气息涌动升腾,洋溢成愉快的呼吸!刘婶说“寸土寸粮,我们不能随意浪费!”她的后人总是担心,害怕她在劳作的时候再次摔倒,藏起了她的锄头。她便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杵着椅子慢慢踱到我家来借用,“刘婶,您年纪大了,自己行走又不方便要吃啥,让后人去买就是。”我也这样劝她,她总是操着老家口音笑着说,“只有你这个丫头哦,管它啥都要自己有啊,俗话说得好,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好,后人买的毕竟是后人的!”我不能反驳刘婶,因为她的话不无道理。
刘婶是个宅不住又闲不住的人,地种完了,她会杵着椅子到村里去,有时候也会从上头院子走到下头院子,远远地传来木头敲打地面的闷音,都知道那是刘婶来了,我会早早给她端一把椅子,放在院子里等着,和刘婶一起晒太阳、聊家常,她讲她们起五更睡半夜,去三十多里以外的地方搜集野生幼苗,栽植了正河垭两岸那莽莽的林海,她还说“那地方以前是湿地呢,有次我们栽植华山松很晚才回场棚,好几个娃子饿得哇哇叫,我们几个妇女顾不得洗手,顺手操起脸盆跑到前面湿地,翻开大草蔸,赶快用盆子接住,鱼儿直蹦,很快就是满满一盆......”说到这里她眼睛笑眯缝了,只留下眼尾一条线来。“哎,如今都栽成树了,湿地全变成林海了!”随之她便又长叹起来。这时,老一辈千家坪人,风餐露宿、苦中作乐的劳动场面,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段为“一林二路三电”而日战夜攻、战天斗地的情景,总能让人在消极颓废情绪中不断反思,直到乐观豁达起来。
田间劳作时,她会杵着椅子坐在路边台阶上给你唱民歌,“正月里采花无花采,二月采花哟花正开,三月里桃花红似海...”每当这时,她的笑颜就在那多皱的脸上荡漾开来,疲劳和焦灼,不知何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刘婶走了,她这个宅不住的人在弥留之际,告诫后人将她的遗体宅着,等到疫情过后再安葬。而我最终因为疫情没能和刘婶见最后一面,疫情期间我在每一粒米和每一片菜叶的日子里,终于懂得了刘婶那“寸土寸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