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叔是在前年村民小组民主换届选举中以绝对优势击败另外两位候选人当选为村长的,由于福叔的家族势力比较庞大,人丁兴旺,这让他占了投票人数的比较优势。他“觊觎”村长这个职位已经多年了,作为村里“常住”(相对于那些经常外出打零工的村民)的老村民,他一直都在韬光养晦,默默经营着自己在村里的人脉,终于在他五十岁那年一举拿下了村长的宝座。所谓村长,其实就是村民委员会下面的村民小组组长的简称,是农村基层选举出来的最小村官。我们村比较小,农村人口男女老少不超过100人,福叔就当上了这不到一百号人的“父母官”。
这些年来,福叔在村里家门前经营着一家简易的小杂货店,主要销售蚊香、饮料和香烟等日常生活用品,他在店铺前面的空地上用帆布搭建起小麻将场,购置了4、5张电动麻将桌出租给农闲时的村民们使用。说是农闲,其实我们村大多数村民过的都是悠然自得和“小富即安”的“慢生活”,麻将“围城”里面的男女“城民”为数不少。再加上一些退休回家养老的国家机关干部,于是福叔的杂货店就成为村里的娱乐休闲场所和“信息集散中心”,甚至邻近的村民也经常聚集在这里聊聊“彩经”,福叔的人脉和名声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
福叔年轻时做过很多份工作,他曾经是村里爬树摘椰子的顶尖“高手”。每当我们家那几十颗椰子树要采摘的时候,都是请他帮的忙,当时给他的酬劳是每爬摘一棵椰子树就给他两个椰子。帮人爬树摘椰子也是福叔当年主要的谋生方式,村里乡亲的椰子大多数都是福叔爬上树帮忙摘下来的。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椰子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他也曾跟村里的年轻人合伙开着手扶拖拉机到岛内其他市县收购椰子,然后转卖给本地的椰子加工厂赚取两者之间的差价。福婶当年是在福叔“闯荡人生江湖”的青葱年代,在岛内中部市县跟福叔认识并结缘嫁到我们村的。
福婶是土生土长的苗族人,她年轻时曾在附近村庄的椰炭加工厂工作,后来在一次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中不幸被机器碾断了双手,做手术时被切除到肩部,平时人们只看到她两个空荡荡的袖子在风中飘动着。由于该工厂的老板是福叔家沾亲带故的熟人,加上当时维权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以及厂里的经营情况比较困难,这事仅是赔偿几千块钱就草草了结,福婶从此成为残疾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些年来都是福叔给她喂饭和洗澡,即使是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人和娶上媳妇了,照料福婶的工作还是由福叔一个人在独力承担,福叔每天雷打不动的“大事”就是给福婶喂饭,数十年如一日的细心照料着福婶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叔是我们村最有资格当选为“最美村民”和“道德模范”的人。后来据说福婶经过多年顽强的自主锻炼,已经学会用双脚冲洗自己的衣服了,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也没有跟福叔求证过。
福叔天生是个热心人,村里乡亲有事求他帮忙,他几乎都是有求必应。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谋生了,福叔就成了村里老弱病残群体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主心骨”。甚至在农忙时,那些承包农田种菜的外地老板需要雇佣人手帮忙采摘菜椒等农作物,都是通过福叔这个村长的渠道召集到适合的村民的。村里八、九十多岁的高龄老人有不少,时常会有老人寿终正寝瓜熟蒂落的情形发生。对于那些过世的老人,福叔没有普通村民在死亡方面的顾忌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总是热心地站出来帮助手足无措的家属办理死者后事等事宜,甚至好几个老人死后都是福叔帮忙抱出家门的。村长福叔在村里的威望就是通过这种热心为村民办事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的。
据说福叔还有个很特别的个人爱好,就是痴迷于琼剧文化。无论远近,方圆十里村庄,只要有琼剧下乡演出活动,无论是在别人眼里杂牌的“厚皮班”(由那些胆大“皮厚”水平低的演员拼凑起来的琼剧团)还是有国家一级演员等名旦主演的名牌“琼剧团”,他都会在晚上一个人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去观看演出,就像每天给福婶喂饭一样雷打不动,不过村民们几乎没有人听福叔哼唱过一句琼剧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