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窗外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刘师傅说:“今晚会有蛤蟆下山,食堂开过饭,咱俩照蛤蟆去。蛤蟆也是知冷知热的,天凉了,它们在山上待不住,开始跳河了。”
刘师傅说得不差,林蛙是两栖动物,深秋下山到河里“猫冬”,春天早早地再从河里跳进岸边的水泡子里产卵,然后就爬进山上的林子里,在森林里看叶绿叶黄的变幻。蛮会享受生活的。
我和刘师傅劈了几块松明子,披上了雨衣,一个人拎着一个编织袋,走出作业区职工宿舍。我们俩举着燃烧的松明子,顺着天桥作业区的大道朝山外搜寻。那晚,蛤蟆似乎是在集中大逃亡,我俩每走十几步就会碰到一个。蛤蟆夜间见到光亮就不动了,在那儿蹲着等着你去拿。不到一个小时,我和刘师傅每人抓了六七十只。刘师傅说:“够喝酒的了,咱俩回去吧,留几个,咱明年好来抓”。
我到林场上班后,也成为捕蛤蟆的行家里手。有一回我和妻子与一女工友结伴,到十余里外的文字沟用小网捕蛤蟆,太阳落山时蛤蟆争着往网里钻,可我们还要往回赶路,无奈只好收手。
我到城里上班之后,有人听说我懂捕蛤蟆的门道,便怂恿我重操旧业。那一回北京一家大报来了位记者,招待朋友,集安人总是拿出最大的热情。我和小城几位文艺名流带上炊具进山。在一处朝阳的山坡下,一稳水漫子上面有一急哨子,我十分专业地告诉大家停下来,就在这哨口下网。那天,蛤蟆也是纷纷往网里涌。有位女士负责往岸上递蛤蟆,岸上接的那人名叫岱宗。女士先是喊“岱宗一个”,后来兴奋了,变成“一个岱宗”。升火时发现带的锅有个洞,我找个柳木棍塞上,一缕炊烟在河边袅袅升起。多年后,我再见到岱宗时,讲起“一个岱宗的故事”,岱宗只是嘿嘿地笑。
天然林禁伐后,我的一些工友选择了承包河段,进行林蛙人工养殖,腰包不同程度地鼓了起来。看到他们脸上填满的笑,我想,说到底这都是长白山赏赐的饭碗。
我早已“放下屠刀”,许多年也没去捕蛤蟆了。去饭店不愿碰蛤蟆,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当然这也与自己的钱包有关,更主要的是随着时光的推移,对大自然平添了更多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