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姓邓,学校就设在当地的大祠堂里。他一个人教着两个年级的学生,每天都是先上低年级的课,布置作业后再上二年级的课。他对待学生很严厉,手中一根教鞭,是竹做的,细长细长,很是精致。上课就用它指着黑板上的字,有时为了提醒什么,就敲黑板或者书本,啪啪作响。也有的时候,他发现谁犯了错误,就用这根教鞭狠狠地抽打学生的手心。这种打很疼痛,所以我们都很怕他。
有一次我带着弟弟上学,没事时我在弟弟的脸上用毛笔画了一张怪相。他发现后,走过来首先在我的课桌上直抽一鞭,只听“啪”的一声,桌面扬起一阵灰尘,我的心也随之一跳!而我当时是好不容易刚刚当上少先队员,正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后来一次学习课文《董存瑞》,老师布置作业写一篇作文,我将课文照抄一遍,只将几句话互换了一下位置,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就上交了。结果可想而知,老师找我谈话,我始终一言不发,心里还颇不服,怪老师没有发现我那些改动的地方。
以后在批“师道尊严”时,我还多次以他的教鞭为题批判过这位老师。至今想来,当时我是多么的幼稚啊。
邓老师是当地有名的才子,他的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村里有什么写作的事情都找他。他还有一个好行为受到村民的欢迎:他订了一份报纸,每天早晨就站在村后的高山上,用喇叭喊报纸上的内容,然后再到学校上课。这恐怕就是我们那里最原始的新闻传播形式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到完小读书。这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这里同样有一个大祠堂,依山势而建,低处有楼,两边有许多房间作教室。这里离城市更远,交通不便,缺柴缺水。然而,这里有好些个从大城市来的很有学问的老师。据说这些人成分不好,都下放到这个地方接受管制。我的数学老师已过中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一口很浓的北方话,还写一手流畅的斜体钢笔行书字。我很快就将他的字模仿得维妙维肖,他特别喜欢我,期末总要在我的作业本上用红笔写上一大段表扬鼓励的话。
这位老师还会讲故事,他给我们讲《红岩》,每晚一次,将一本《红岩》从头到尾讲完。他还能将篮球用脚踢得很高,使我们佩服不已。他的漫画也让我们喜欢,只寥寥几笔,一只动物就活脱脱地出现在黑板上。但他也很孤独,常常一个人在学校边的山上田间踽踽独行,或者望着远处的天边出神。有一次谁弄来一辆旧自行车,这在当时的穷乡僻壤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他欣喜若狂,一下课就在学校边的小操坪骑来骑去,做着各种特技动作,让我们大开眼界。当自行车的主人走时,他依依不舍,一直目送着自行车消失在山间小道。
就是这样一位老师,却对自己的学生诚惶诚恐。每次他上课时,有一个很捣蛋的学生经常拿小石子打他的眼镜,他竟不敢作声。有一次批斗他,那个学生就拿着弹弓,用苦楝树籽作子弹打人,使他的头上脸上肿起了许多的包。我去看他,他却躲在宿舍里悄悄地流泪。见我进来,他擦掉眼泪。红着眼从帐顶上拿出一叠纸,却是一幅动物漫画。只几笔几画,一只栩栩如生的老虎就跃然纸上。我非常喜欢,他很郑重地送给我,但我当时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接受。他缓缓地将画又放回原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为这个拒绝后悔不已!
现在,我也已到了比老师当时还大的年纪,如果老师还在,应该进入耄耋之年,但老师的教育之恩却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