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傅叫刘爱国,可除了领工资的时候,几乎从来不用这个名字。在我拜师之前他就有个外号——刘大耳朵。他也不避讳,和别人说话,总说我刘大耳朵怎么怎么的。
我们屯在这家国营大厂的边上,大墙外就是我们生产队的高粱地,工厂的电线杆和水管从高粱地过,都遵循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两家关系处得不错。我高考落榜后就到工厂当了临时工,拜刘大耳朵为师。恕徒弟不敬,直呼师傅的外号了。当时我们厂流行着三大、三小、四长、四短的说法,都是工人阶级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的三大是这样的,刘爱国的耳朵张帆的嘴,赵晓梅的眼睛泛秋水。师傅的耳朵名扬全厂,但我看师傅的耳朵与常人无异。
都说师徒如父子,别人叫我师傅的外号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像叫我爸爸的外号一样,况且我到厂里的第一天就有工友不叫我的名字了,叫我耳朵六,大概缘于我是师傅的第六个徒弟。
师傅的技术是响当当的,听说30多岁就已经是七级工了,在这个万人大厂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拜师的第三天我就见识了师傅的耳朵。
那天,我和师傅一起走进厂门,一辆小轿车从厂区迎面开了过来,师傅瞅了一眼,把轿车拦下来。司机摇下车窗,伸出头大声说:“好你个刘大耳朵,厂长的车你也敢拦?”师傅歪着头,耳朵贴在发动机盖子上说:“发动机的声音不对,换台车吧。”厂长打开车门,说:“能听那么准吗?”又抬手看看表说:“来不及了,市里8点半有个会,不至于十几公里都跑不了吧。”师傅让开路,轿车徐徐驶出厂门。
正如师傅所料,厂长的车是在距市政府1公里的地方被汽修厂拖走的。师傅说:“发动机就像人的心脏,我们检修工就是医生。”听了师傅的话,我对我的职业油然产生了一种敬意。
师傅有喝茶的习惯,他的搪瓷缸一次能加半暖瓶水,缸子外面干净得没有一点污渍,里面却呈黑褐色,为师傅端茶倒水是我的分内事。早晨刚接班,我双手捧着搪瓷缸送给师傅,他正仰头望着窗外动力车间的大烟囱发呆,我把缸子放在工具箱上,也朝着大烟囱的方向望去,只见有两只喜鹊在那里盘旋。师傅指了指车间里的机器说:“听出来了吗?这动静,机器出毛病了!”师傅这是眼睛在窗外,耳朵在车间里。
车间里总是机器轰鸣,在我的耳朵里,今天的噪声和昨天的没什么两样,但我还是装作仔细听的样子,摇了摇头。
师傅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吐出粘在牙上的茶根说:“我得找他们去。”
我知道,这机器是用外汇买的,很贵。
不一会儿,师傅气呼呼地回来了,帽子往工具箱上一摔,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我说:“咋样?师傅。”
师傅说:“找班长了,班长说这是大事,他管不了,让我找段长。我又找段长,段长说,就凭耳朵听就知道机器有毛病?愿意反映就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说停产检修是大事,要反映就找管技术的副厂长。副厂长说要是耳朵能听出机器有故障,还要厂技术处干吗?像傻小子似的被遛了一圈,啥事都没解决。”师傅呼呼生闷气,我怕他往我身上撒气,就蔫儿退了。
我忙着我的活,看见师傅像只猫一样,蹑手蹑脚地在车间的各个角落捕捉机器运行的声音,然后又像发现了猎物一样,坚定地走出车间大门。
这回师傅找的是厂长。
正如师傅的判断,机器真出故障了。两天后,设备供货方代表握着师傅满是油污的大手不松开,说着嘀里嘟噜的外国话。凭我外语三脚猫的功夫,认定他说的是英语。后来听说,他是表扬师傅呢,说师傅是人才,避免了重大事故。
高兴了,师傅会吼一嗓子京剧唱段,像模像样地唱一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他轻易不唱,但这回唱了。
师傅喜欢京剧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市总工会王主席的耳朵里,省京剧团到市里演出,王主席就到车间,把票交到师傅的手里,别的工友很眼气,眼气也没用。
30多年过去了,厂里的民间艺术家们又总结出了新的流行语,其中的四大能人是这样说的:耳朵六、眼镜王,大个子老李胡子梁。眼镜王是师傅的第16个徒弟,大个子老李是我的徒弟,别看人家叫他老李,其实还不到30岁,小伙子精神着呢。师傅的“耳朵家族”正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