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后,农村经济主要以集体经济为主,土地、牲畜、农具都属于集体,农民将自家饲养的牲畜上交生产队后,需要饲养的场地,大柜的场面平坦广阔,正好建设羊圈,这样父母家与羊圈相邻。
1959年的冬季,父亲突然发起了高烧,全身发冷,还有点关节痛,开始父母以为是感冒,没有太多的关注,但几天后又高烧起来,在降烧后全身乏力,并且出现了间断性的高烧,母亲就让父亲到到卫生院看看,到了卫生院,才知道得了布病,该病是由羊传染的一种易感染传染病,在周围村有不少得此病的,国家专门派了医疗队进行防疫和治疗。
布病又叫布鲁氏菌病,布鲁菌病在国内,羊为主要传染源,村民接羔为主要传播途径。皮毛、肉类加工、挤奶等可经皮肤黏膜受染,进食病畜肉、奶及奶制品可经消化道传染。
由于羊圈离家近,村里安排父亲冬天喂羊,喂羊的任务就是白天清扫羊圈卫生,准备晚上的饲料和羊草,照顾小羊羔,晚上就是接羊羔,防止天冷出生的羊羔冻死。冬天是布病传染的高发期,父亲被传染了。
父亲在四环素,链霉素的陪伴下,整整半年多才控制了病情,全家五口人的重担就落在母亲的身上,日子过的很是清苦。
1961年,生产队觉得父母的窑洞位置不错,正好可用作饲养园,在生产队的帮助下,父母在爷爷的老窑前选了一块地基,盖了两间房。
元山子的村民都是来自晋西北,习惯了窑洞的冬暖夏凉,因此房子在村里没几间,父母当时也是很时尚的。
房子屋顶由两根檩子,房顶两侧分别有14条椽子,在房子的中部有一根横梁,横梁上的柱子顶在中间的檩子上。木窗户分为两部分,下部分由四块琉璃组成部分,上部分的中央为横四竖八的窗子,两边分别有一个耳窗,耳窗内部为拉不断结构,窗子和门之间有土墙分开,门为两层,内门为双扇,左扇的中央靠右侧为门鼻,右扇的中央靠左侧为门挂,用来锁门,外门为风门,是单扇门,风门的上方安装两块琉璃,白天双扇门拉开,风门上的琉璃可以采光,晚上两门关闭可以保暖。
进屋后就是家中的地面,大约占了房子面积的五分之三,门左侧为南北的顺扇炕,地面靠后墙摆着一个六尺大红柜,地的右侧靠东墙摆放着水缸和面瓮。灶台就在进入家后的门口处,典型的老后山人对房舍的设计,看来是按母亲的想法而盖的。
那时爷爷奶奶都已离开人世,后边的窑洞东边的两孔住着大爹大妈,西边的三孔窑住着四爹和四妈,我们住在了四爹他家的前面,三兄弟又住在了一块。
全家搬入新家后不久,三姐出生了,这一年为牛年。父母的担子又重了一分。
自1961年以来,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下,元山子村农民又分了自留地,在房前屋后可以种植一些瓜果蔬菜等,可以喂养一声小型的牲畜,日子又有了好转。
1964年农历5月24日,我轻轻地来到了人世,没带来一片云彩,据妈妈说我是下午6点左右出生,当时正下着雷阵雨,我出生后,雨过天睛,太阳从西边的云缝中钻出来时,发现已换了乾坤,急火攻心,一口鲜血喷洒而出,染红了云朵片片。
大姐已经上了初中,在铁沙盖上学,每周回家一次。二姐没有上学,原因是送不到学校,宁愿在家里干活,就是不愿意上学,父亲前脚送她到了学校,后脚她就跑了回来,打骂都不管用,父亲只得随了她意。
家里父母两个主要劳力,还有二姐半个劳力,工分挣的还是可以,除口粮可以挣回来,还可分点红,父母的日子又好了起来。
1966年大姐初中还没有毕业,学校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大姐只能辍学回家,乡村比较平静,虽然有些风声,生产还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只是开会学习明显多了起来,父母晚饭后都要去队房子学习报纸或文件,平静的乡村如微风吹过的水面,出现出几纹的波褶,如暴风雨到来前的平静。
报纸上的口号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元山子村也有了农宣队,好多村里的懒汉和穷汉,摇身一变就成了村里的高级社员,他们在村里的权力很大,大到想斗谁就斗谁的地步。那段时间,村里成分不好的人,特别是地主,经常被批斗,美名其曰:改造花岗岩脑袋的世界观,在批斗会中,还有许多陪斗的地富反坏右,开会前让他们唱《认罪嚎歌》其大意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唱不好那是要坐飞机的。
每天都有批斗大会,村干部也要被批斗,坏分子还要被批斗。农宣队有一个高级社员,以前看上了一个女人,人家不理睬,他就以生活作风问题,让她戴着大纸帽,胸前挂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我是破鞋”进行游街。村子里乱了,今天这个队干部逃跑了,明天那个地主也跑了。
报纸上要求破”四旧”,大爹、父亲和四爹坐不住了,特别是四爹,他在外边工作,知道外边世界的混乱,他将这些告诉了大爹和父亲,三兄弟经过商量后在一个晚上,将家中所有的书籍付之一烛。真的可惜了,有一部分书还是比较珍贵的。
父亲由于当过顽固军,尽管是被迫的,但也是有历史污点的,在晚上开会时会点到他,父亲回到家总会闷闷不乐,母亲让他放宽心,别人是无竟识的,不要计较。可怎么能不计较呢,只是母亲安慰罢了。
父亲和母亲不敢高声说话,父亲有时会说出对村里不满的话,都让母亲怼了回去,母亲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这样子,孩子们还想好呢,别害了孩子。
随着叛徒、内奸、工贼在内蒙古的代理人乌兰夫被打倒后,内蒙各地又开时挖”内人党”,又被称为新内人党。
那天父亲和往日一样,早晨起来后,挑着木桶来到了井房,冬天的井房,由于用辘辘绞水倒水会酒到地面上,地面上的积冰越来越高,积冰太滑,井房中站人的地方越来越小,挑水的人只能排队在寒风中等待,父亲站在他人后边,听到人们议论,才知道五叔昨晚上被挖为内人党,父亲正要问讯时,村里有个叫顺良的人挑着桶来到,看到父亲后,有点惊讶地对父亲说:三叔,你不知道?杜五坦白了,说你是内人党,快去坦白吧。
父亲听了后,连水都不挑了,把水桶送回家里,就把这事和母亲说了,母亲顿时慌了,早饭都没心思去做,站在地上不停地说:“这个杜五,怎么能这样呢?”
父亲坐在炕沿边,低着头吸着旱烟,滋滋的响声中,浓浓的青烟遮挡得面孔模糊不清,只看到烟锅一闪一闪的红光。
母亲有点激动,胀红着脸冲着父亲吼着:“别熏了,说话呀,到底怎么办?”
父亲好长时间才从嘴中嘣出一句话:“去坦白,还能怎么办。”
“你能说清楚?这个杜五,咱没有得罪他,他怎么能这样呢?唉”,母亲叹了口气。
“不坦白,你说怎么办?”父亲狠狠地说着。
“没有的事,怎么能坦白?”母亲很不甘心。
“不坦白能让你过去?”父亲有点无奈。
队房子在西圪蛋,离父母家不远,母亲陪着父亲很快就到了,一进门,炕上靠着卷起的被子卷半躺着两个高级社员,还有一个高级社员坐在炕沿边上,在他的右侧有个土火炉,风吸着中燃烧的煤呼呼作响,炉盖打开着,亮红的炭块发出逼人的炽热。五叔双臂被绳索弯曲着绑在后边,身子紧贴在土炉上,头向着敝开盖的火炉口,脸部通红,汗水落到炉盖上,发出嗤嗤的响声,哆嗦的双腿让身体晃晃悠悠。
母亲看到这场面,吓得坐在了地上,父亲将她拉了起来。
“你们来干什么?”那个坐在炕沿上的人漫不经心地看着父母。
“我坦白,我是内人党。”父亲嘴唇有地颤动,脸上不自觉抽动了一下。
“不,不是啊,关柱子,你,你也知道你三哥啊”母亲赶紧替父亲求着情。
那两个躺着的高级社员坐了起来,靠外边的一个瞧了母亲一眼:“你知道什么,你说不是就不是?”
“你先回去吧,杜三留下来。”那个坐在炕沿边的人淡淡地说着。
母亲被撵了出去。父亲被留下来交待问题。
父亲的坦白,让三个高级社员很振奋,有点守株待兔的喜悦。找到一个突破口。
“杜三,你什么时间加入内人党,你的介绍人是谁,你与谁联系?”
“四九年在呼市加入的,是任某某介绍的,我就和他联系。”父亲将他在呼市当伙夫和当逃兵时一块的任某某说了出去。
“你与杜五是什么关系?”
“杜五是我的远方兄弟。”
“你和杜五在内人党内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杜五是内人党。”
“任某某与你怎样联系的?”
“我们一块给顽固军做饭,一块从呼市逃跑。”
“现在有没有联系?”
“没有,他回来不久就死了。”
那个没有说话的高级社员说了话:“杜三不老实,拿死人说事,让他坐飞机。看他交待不交待。”
两个人将父亲的手臂向后拧了起来,痛的父亲将腰弯曲了起着,另一个将父亲的耳朵向后一缀,将父亲的头扯了起来。父亲第一次坐了飞机。
整整一天,父亲就在队房子里和五叔做着伴,父亲没有被绑,只坐了一回飞机,母亲中午送来的饭也没有让吃。
内人党1947年已经解散,1949年根本就没有了内人党,父亲53年以后已经不是村干部,与干部扯不上关系,也没有人说父亲是内人党,因此晚上父亲就回到了家中。
五叔不是内人党,他是被他家的亲属坦白出来的,两天后也放了出来。
五叔没有说父亲是内人党,顺良子给父亲开了个大玩笑。后来父亲对我说,那人心眼不好。
挖内人党运动在1969年停止,但文革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