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腊月十六结婚,腊月十七回门,腊月十八父母回门回到家中,就快到过年了,一大家过年所需都要重新制办,母亲是新人,从小受苦受歧视,觉得有了自己的家,想着在爷爷和奶奶面前表现好一点,干活也不省力。
全家压粉条时,以前奶奶和大妈打芡、和粉面和捞粉条的活,现在母亲一个人就完成了,奶奶和大妈只是干一些用凉水掏粉条和圈粉条的活,奶奶以妈妈和的粉面软硬来说事,说得母亲很尴尬。
炸麻花和面是技术活,油糖面水要按一定比例,水温要适宜,要加入适量的酵子面,以前家里做麻花时,做的总是不好,今年母亲来了,自告奋勇给和面,结果做出来的麻花又香又脆上色又好。奶奶说这样的麻花,在油炸时费油,有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指责,母亲做事,就是要做好,做不好不如不做,婆媳俩不在一个维度上。母亲认为奶奶是个小器人,舍不得油。可能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奶奶她们打扫卫生,只看表面,不注重细节,母亲到来后,全家打扫卫生前,母亲用马粪与黄泥混和,用温水和起,用手将墙壁上坏损的或不平整的地方用泥沫的平平整整,再用白泥水粉刷墙壁,将窗台用泥沫平后,在白面糊中加入锅底黑,涂抹在窗台上,干燥后又亮又黑,不容易蹭在衣裳上。等到晚上,全家上都不在地下走动,母亲将地面用泥沫平,用红泥糊再将地面浆一次,第二天早晨,干燥的地面即瓷实又整齐,但爷爷和奶奶选择性失明。
母亲总认为自己是新过门的媳妇,可能全家人都在审视自己,因此以前奶奶和大妈两人做的活,现在都交给了母亲,母亲新婚三天就下地干活了,这并没有什么,母亲也不是享福的人。母亲算是大家庭干活出来的,对奶奶和大妈交给的活都会认真仔细地干,见识也要比奶奶和大妈多,母亲还是觉得即使干的再好,奶奶总是很挑剔,这让母亲感觉很压抑。
其实爷爷和奶奶都有点歧视母亲,晋西北的山西人封闭,自以为是,(我见过的山西人),爷爷奶奶全家都是山西人,只有母亲不是,他们认为母亲不会过日子,做事大手大脚的,将来肯定越过越穷,爷爷干什么事都争求大爹的意见,对大爹和大妈是很重视的,奶奶最心痛四爹,父亲在家里没有地位,只有干活时才受到重视,父亲在家中都如此,母亲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大妈虽然也是媳妇,但大妈和奶奶都姓赵,是一家,而且大妈还是奶奶的表侄女,妈妈受气不难理解,但妈妈不知道这些,只想讨爷爷奶奶欢心。
过罢年后,春天到了,大爹大妈像候鸟一样,离开了家,四爹已经十六岁了,这样家里就有四个能去地里干活的劳力,母亲和父亲就成了家里的主力军,由于今年家里多了母亲,大大减轻了父亲和爷爷的劳动强度,同时地里的活儿完成也快了不少,父母在完成家里的活的同时,还出去帮别人干活,人们称为叼工(给别有干短工),父亲和母亲早已经想好了,俩人利用叼工挣来的粮食换布做两条裤子,换下烂得很难再补的裤子,因此每天起早贪黑,尽可能多干点,争取能多挣点粮食。
母亲结婚时的衣服等嫁妆,都是借用的,等回门后就还给了人家,就像现在的婚庆公司那样,可借用婚纱等结婚用品一样,还时给予一定的金钱补偿。
父母除了干好家里的农事外,一有空闲就给别人家打短工,特别是种、锄、收等农事,种地多的人家,在农忙时,需要很多的短工帮忙,给出的报酬也可观。
那天早晨起来,下着毛毛雨,整个天地雾气迷茫,小水珠洒在人的脸上凉飕飕地有点发麻,父亲和母亲赶了五里地来到了正南房村,那天由于下雨,所有人都在家里休息,他俩和东家打过招呼后,在东家二儿子的指领下,来到了他家的麦田,毛毛雨打着田里的麦草沙沙作响,麦田夏天没有锄过,成熟的麦子和发红沙蓬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麦田,如弹上棉花的即将缝的棉被,看到这种麦田,父母都犯难了,拔麦子就怕有红眼沙蓬,沙蓬全身都是刺,特别是发红的沙蓬,但既已来了,东家考虑到这种困难,又加了工钱,父母也不愿意浪费这一天,就答应了干活。
由于地里的麦子和沙蓬绞在一起,不能蹲下来拔麦子,那样拔就会将沙蓬和麦子抓在手里,父母只得站着弓着腰拔小麦,这样就可能避开把沙蓬抓到手里。雨不停地下着,父母弓着腰,艰难地向前挪动着,远远看去,就像在黄布上爬动的两只甲壳虫,那样的微卑,那样的渺小。偶尔会听到父母抓到沙蓬嘶嘶的吸气声,雨水打湿的衣裳,紧紧地裹在身体上,感觉到浑身的冷凉和贴身,麦子和沙蓬上的水打在了裤腿和鞋子上,亮晶晶的,钻到鞋子中的水,在父母的挪动中,发出吱吱的叫声,弓着的腰就像箩筐上的提子,酸酸发痛的腰脊像木杠在腰上滚动,泡白的手没有了光滑,如煮熟后风干的大豆皱皱褶褶,裂口的手指落下的鲜红挂在沙蓬和麦子上如朝霞的红云,挪动着的身躯越来越小,像水中的礁石随着水的动荡忽明忽暗,但坚定的步伐没有一刻停歇。
秋收过去了,今天的收成还是不错。
父亲和母亲的做短工的工钱被爷爷结了帐,奶奶收了这些钱,父亲向奶奶讨要时,奶奶以你俩在家不吃不喝为名拒绝了,父母的换裤子计划没有了着落。
大爹大妈回来了,他俩穿着依然是那样干净整洁。
四爹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衣服也是那样的整洁利落。
父亲的衣服,就像千层饼那样层层叠叠爬满了补丁。
母亲穿着的裤子,穿着时间太久,布面太糟不能再补了,母亲就在破的地方用麻绳绑在腿上,她那不太小的脚更显得那样的夸张。
二姥爷过来看母亲,见到这个样子,就搬着母亲回了娘家,过了半个月母亲回来了,从里到外换了一身衣服,给父亲拿回了一身衣裳。
二姥爷说过,母亲是个可怜人,二姥爷说对了,也说错了,母亲从来不认命。
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对于父母来说,这一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二月份母亲生下了一个男孩,那是我的大哥,可出生没几天,还没有来得及认真看看这个世界,就被病魔带走了,大哥的离开,让父母痛心不已,尤其是对母亲的打击更打。但生活还得继续,一个月后,春播已经开始,母亲就又下地。
一九四九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值的纪念的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一年成立的,中国从此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也就是这一年,龟缩在绥远的国民党并没有失去对内蒙古中西部的统治,利用残酷的保甲制度控制着每一户村民,征税抓丁,实行连坐切结等法西斯专政。
自1946年以来,元山子村就以户为单位,设立户长,爷爷为户长,十户为甲,甲长好像是王四召,十甲为保,由于元山子村仅有二十几户人家,因此几个村组成一保,保长为纪保财。往年保长指定训练壮丁,爷爷总是让父亲参加训练,原因就是大爹是长子,而四爹是幺儿嘛。今年保里抓丁充军,随着解放军进军的步伐越来越快,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完结,当兵意味着着什么,爷爷应该是很明白的,但爷爷根本就没有与父母商量一下,直接让父亲代替全家当兵了,尽管父母千不愿,万不甘,父亲还是被送到了绥远(呼市),编入了暂三军,当起了一名伙头军。
1949年的四月份,父亲被编入了董其武的暂编三军某部,成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此时,东北、华北和江淮等都已经解放,绥远风声鹤唳,每天都说八路军要攻城,当兵的提心掉胆,当官的思谋退路,整个市面萧条,人心惶惶,一点风吹草动,整个兵营鸡飞狗跳。
父亲和一道沟的任老哥(对父亲很好)都是伙夫,他俩每天的任务就是挑水和上街挑菜,有时也随当官的去河里用炸药炸鱼,也算是消息比较灵通,很快就要打仗,城市肯定不保,战争的阴云越来越近,父亲就和任老哥稍稍商量着逃跑,他们俩每天观察着营房和周边情况和出城的控制,时刻在找离开的机会。但当逃后被抓是要枪毙的,他俩就是下不了决心。
大约是六月份的一天夜里,打了一夜的枪,市面上说八路军已经围城,父亲和任老哥终于下了决心,与其等着没有出路,逃跑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他俩利用上街挑菜的机会,出了军营,当时出城已经很困难了,由于种菜的都在城外,挑菜要出城,因此伙夫还是容易出城的,他俩将菜担寄存在菜农家,谎说是有点事,过会回来取,就离开了。
按照俩人早已经商量好的路线,先跑到攸攸板三清观北梁的深草丛中躲藏起来,等到夜晚再逃,白天穿灰军服一看就是逃兵,跑不了多久就会被保甲抓起来。
这天夜里,天空睛好,弯弯的月儿挂在西边的天空,繁星点缀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北斗倒立着,好像勺饭的勺子,当夜深人静进,他俩开始照着北斗星,急匆匆地向东北方向逃走。每当看到有移动的亮光时,就爬在庄稼地里躲了起来,
就这样跑了一夜,当第二天东方出现亮色时,他俩跑到了大东沟的山上,就在一个山沟里藏了起来。整整一个白天,没吃没喝,口干得没有一点唾沫,肚子里就像着了火似地烧得慌,身子动一点就发软,显得白天特别长,俩人好不容易等了晚上,在大东沟村边转了一圈,找到了一块菜地,就在菜地里拔了好多的水萝卜,把萝卜包在上衣中,边走边吃,这一夜他俩越走路越熟,尽管是山路,但走的也快了起来。当天亮时,两人已经到了大滩的财务营子,在财务营子东边的山沟里隐藏了起来。
当天夜里,两人从财务营出来,来到毛乌素村,找到山西老乡吃了点饭,连夜出发,天亮时,两人在红山子分开,父亲从水龙湾,西南方子村回到元山子村已经大亮,父亲不敢进村,只能在西坡的麦田里藏了起来。等到晚上,父亲稍稍地回到了村,当回到家时,爷爷吓坏了。母亲给父亲做好了饭,让父亲好好地吃了顿,将脱下的军服放到灶台中烧掉。
就这样,父亲白天藏在爷爷的地道中,晚上出来,一直坚持了十多天,也没有人来抓过,后来才知道那些天逃兵太多,当官的根本就没有心里抓逃兵。大约到了七月下旬,五叔也逃了回来也没有人抓,父亲白天也在村中正式露面了。到了九月份,董其武以“绥远方式”和平起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