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春联,在我生长的乡村,要算是春节最有仪式感的一项工作了。有钱没钱,人们都把门前、屋里、猪圈、羊圈乃至树上贴得红彤彤的,图个吉利、喜庆——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假如你到乡下来,看一遍农家春联,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像是在观摩一场“年度语文盛典”。
现在,春联在超市里、地摊上都有售卖,商家或公益机构还会有赠送。但以前,绝大多数人家都是手写。村民小组里做老师的,当仁不让成为“春联书法家”。
忘了何年何月,我也被推到这个神圣的位置:路南路北,河东河西的人家,春联书写都给我“承包”下来。有时一站两天,从早写到晚,手腕酸疼,双脚胀痛。年少的我,裁纸、折痕,磨墨、润笔……已经有板有眼,不过,当时的毛笔字,只能算“将就”看看,没啥“讲究”。从可以抓笔的五六年级小学生,我一直写到大学毕业。
写春联,费体力,也费脑力。大门、房门、厨房门、橱柜门、猪圈门、羊圈门……位置不同,内容各异,尺寸有别,主人往往还有一些个性化诉求,所以,每家每户都要量身定做,不能简单复制。
再苦,再累,再烦,父亲都支持我写下去。用几支毛笔,去几瓶墨汁,哪怕倒贴给人家几张红纸,又怎样?你练了一手字,那多划得来。事实上,写或不写,由不得我做主,全由父亲决定。不过,我也十分乐意给邻居们“献献丑”,“不丑,不丑”的极简评价,一度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离乡30年,每天和文字、图片、视频打交道,早年写对联时的纠结,贴春联时的忙乱,读春联时的兴奋,已渐渐淡变成烟,模糊不清。但父亲当年搜罗、整理乃至原创的几副春联,倒是时不时闪现在我的大脑屏幕上,似乎被谁设置成了一幅幅屏保画面,挥之不去。
当时,每到年底,新日历簿、报纸杂志上都印有“新春联”,供读者选用。父亲没读过几天书,不识多少字,而他似乎更喜欢旧体的版本。好多老式春联,他都可以脱口而出:春满乾坤福满门,天增岁月人增寿;一人巧作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去年才写,今年又写,年年都写,审美疲劳了,不安分的父亲某一年突发奇想,想“创新”一下,令我将一句乡村俗语工工整整写到红纸上: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这个也是春联?认得几个字的人,在我家门前都愣住了,然后再读一遍,又都读出很大的笑声。那个春节,父亲不停地给上门拜年的邻居、亲友解释,每次他都带着得意的笑容。至今,我都没有真正弄明白,他是苦中作乐,还是玩世不恭?确实,那年那月,生活不容易。假如不是曾经有过这么一副春联,今天回忆起来可能还不会这么具象,这么刻骨铭心。
父亲自制的春联,未必原创,但来自民间,源于生活,在村里、乡里乃至县里,也算独树一帜。有趣,或许谈不上;有料,那是肯定的。
“子女强于我要钱做什么,子女不如我留钱做什么”——那年,我考上了城里的一所高校。父亲感觉自己的家庭教育初见成效,开始到处推介、分享他认同的教育理念。他选定的这副春联,其实也是为家里没有太多的积蓄做铺垫。大一暑假结束,父亲答应给我三四百元钱零用。返校前一天,他突然告诉我,家里没钱,要到县城打工的大姐那儿去看看,请她想想办法。父亲早上骑车出去,下午借回来300元。我不假思索地带回学校,而母亲满腹心思,从此每天在家唉声叹气:人家有钱上不了学,我家有学上没得钱。父亲最后不得不道出真相,所谓“借钱”,只是噱头,是怕我在学校花钱大手大脚。妹妹在一边偷听到内情,也没法透露给我,当时没电话没手机,只有书信。直到好多年之后,我才获知真实的情况。
“柜中鱼肉儿女带,老远闻到一阵香”——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单位发放年货,有带鱼、牛肉、羊腿,我全部带回老家,给父母姐妹分享。父亲喜欢喝点小酒。一次,我特意从邻近村买回来一瓶白酒,两三元一瓶。父亲很开心,逢人就显摆,据说,有一次他一人喝下去半瓶。我怕喝出问题,此后不敢再买。那年春节,父亲有感而发,亲手书写这么一副对联,贴在柜子的两侧。
“不要儿孙孝敬我,只要我孙像我儿”——等我也成为父亲之后,回老家的次数渐渐少了,父母心里难免有失落。儿子刚出生的那几年,每到农历年底,我们都准时去医院急诊室“报到”,小儿不是咳嗽,就是发烧。而我乡下的父亲,似乎早有预料,我儿子出生那天,听到我报喜的电话,大家都恭喜我做了爸爸,他却有些“幸灾乐祸”,他说:“哈哈,替我报仇的人,来了。”谁报仇?报谁的仇?报什么仇?你品品,细品品。那年他手书的春联,其实就是在有意敲打我。彼时,我无动于衷,如今,感同身受感慨万千。或许是因为我也到了做爷爷的年纪,我也在等待那个“替我报仇的人”。
父亲的无知无畏,完成了我最早的社会启蒙。父亲那些不像春联的春联,土生,土长,土味,也是最接地气的价值观教育,它传递的是一种以苦为乐、知足常乐以及自娱自乐的“乐观”态度。而我,最初接触那些春联时,是抵触的,甚至是鄙夷不屑的。可蓦然回首发现,那些文字,犹如种子,已悄然生长出一种乐观向上的力量。
种子,有的在地里,有的在夹缝,有的在太空……有的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