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好多年了,对父亲的怀念依然铭心刻骨,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切的怀念是他的脾气。
父亲是个直性子人,脾气很暴躁。我是父母的独生子,但父亲对我非常严厉,我不但挨过父亲的骂,也挨过父亲的打,而且是木棍在我的头上“下冰雹”。在父亲面前我从来不敢说太多的话,更不敢做错事。
在集体合作化时,父亲爱管闲事,该他管的不该他管的他都要管。那时候,家家粮食都很紧张,妇女们到生产队干活,难免偷偷地掐一个谷穗、捋一把豆角,或摘一个苹果。父亲虽然是普通社员,但他对这些事看不过眼,只要被他看见总是瞪着眼睛把人家厉声训斥一顿。虽然父亲吼过了从来不向生产队长报告,可人家还是恨他,明里不敢说,背后却狠狠地骂:“死老爷子,他算老几?”时间久了,父亲得罪了不少人。生产队长安排农活不当,或做事不公,父亲就跟队长粗脖子红脸地干架,生产队长当然也不喜欢父亲。父亲的“不尽人情”,使许多人恨他,又怕他。父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最卖力气,但父亲在生产队里日子并不好过。母亲时常劝父亲:“你就好好干你的活,少管别人的事,你把人都惹了,乡里乡亲的以后咋见面?何苦呢?”父亲就是不听,还对母亲骂粗话,完了闲事照样管。父亲就是这么个人,谁也把他没办法。
1966年夏初,五叔去天津做了脾切除手术,住院期间我惦记五叔的病情曾多次写信询问。五叔出院后怕我不放心,回来时专程绕路到青龙县城,当时我在县人民银行工作。叔侄见面自是高兴非常,但五叔见我很瘦,脸色也缺乏青年人的光彩。五叔是医生,便问我是不是有病,应该去医院检查。我说没病,主要是工作累,整天写材料,经常熬夜加班,稍闲时还要看书学习,造成严重失眠……
两天后五叔急着要回家,怕五婶惦记。五叔回家的第三天,父亲骑着毛驴来到县城,我问父亲老远到县城来有什么事,父亲说:“你五叔说你病了……”原来父亲是专程来看我。从我家到县六十多里,除了翻山越岭就是趟河过水,五十多岁的人不知受了多少累,我确实有些心疼。我说我没有病,主要是经常失眠。父亲两眼望着我,似信非信,嘱咐我不要太累……
第二天,父亲要回去,我说老远的既然来了就住两天。父亲说:“你没病家里就放心了,生产队活儿很忙,自家也耽误不起工分,再说还有队里的驴……”父亲执意要回去,我知道留不住。吃过早饭,送父亲到城南的小河边,我对父亲说:“爹,年岁数大了,生产队的事有队干部,你少管吧,生那些闲气划不来,气大伤身……”
父亲沉黙一阵后说:“不用惦着我,往后生产队的事我不管了……”
我听了父亲的话,心里涌上一种莫名的滋味。父亲脾气的确不好,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内心里对集体对国家却是那样的忠诚,让他违心的做人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那一刻,我很想对父亲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我想了许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话语。父亲骑着毛驴过了河,望着父亲的背影,我的眼泪像泉水般地流了下来:我心里很清楚,父亲决不会因我的两句话改掉多年的老脾气……
父亲依然故我,以后的年月里又跟许多人干过架,虽然跟许多人伤了感情,但他认为自己说的做的都没有错,别人心里也承认父亲所做所为堂堂正正, 毫无一己之私,但碰到谁头上谁都恨他。父亲把全生产队的社员包括原来关系很好的人全得罪了,父亲经常遭人白眼,甚至有人找借口跟父亲吵架,发泄怨恨。在搞集体的几十年里,父亲没过几天顺心的日子。直到生产队解散土地承包到户,年逾七十的父亲才得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