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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记忆

午后的阳光
发表于 2022-06-11 07:53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二女夭折。剩下的五个儿子,大哥二哥生于老家海城,三哥、我和弟弟生在树基沟。树基沟是一个矿山,招工时父亲从老家赶来,几年后,母亲也带着大哥二哥投奔到这里。

父亲说,母亲来除了带两个儿子,还有两样东西:一把剪刀,一个袜板。

剪刀是生活的必需品,缝缝补补离不开它。袜板也很有用途,一家人的袜子都靠它来织补。其实,对于母亲最有用的东西是纺车。母亲有纺线织布的手艺,在老家都是靠这个过活。但她知道矿山用不上。矿山都发劳动用品。而她要照顾孩子,伺候父亲,料理家务,即使将纺车带来也无暇使用。

春秋两季,母亲天天下地,像疯了似的劳作。春天去挖野菜,人吃,猪也吃。秋天则是拣地,矿区外的沟沟坎坎旱地水田,无不留下她瘦小的身影,仿佛米勒笔下的拾穗者。

这个季节,一天里就很难见到母亲。一觉醒来,往往是饭菜热在锅里,她却早已迎着晨曦走向田野,到了晚上,又迟迟不得归来。甚至一连几天,母亲住在几十里外的村庄,白天拣了苞米谷子,夜晚就用手搓将下来,分门别类,装进口袋,直到带去的口袋都满了,才肯背回家来。

有时夜雨滂沱,本想母亲不会回来,但她却敲响了门。

夏天,居民区外北山脚下的河套哗哗作响,水落石出。这时,母亲就会把全家人浣洗的衣服盛在水盆里,一次次举向头顶,与邻家婶娘一起,沿着学校边上的那条小路走向河套。不同的是,邻家多有女儿帮忙,惟独母亲只身一人。如此,母亲就将家鹅赶上,让鹅儿在水中游泳,自己在石上洗衣。如果是棉衣棉裤,是父亲下井时穿黑的作业服,母亲还要带上那个光滑白亮的棒槌。

母亲远去的背影,常让手拿书本坐在院子里的我感到羞愧。心想,幸亏母亲不是小脚,不然那将是怎样的一串足迹!这时,我也会想起早夭的姐姐。母亲说这是命。

父亲在矿上工作,一二三班倒,即便这样,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铁道南的山坡上也开了大大的菜园,一个人干不过来,母亲就去帮忙。苞米、大豆、高粱、地瓜、白菜、箩卜、土豆,甚至旱烟都应有尽有,自己吃不了,拿到集上卖,或是送给亲戚邻居。不仅如此,家里还养了鸡鸭鹅狗猪。那个年代,颇有奔小康的意思。但背后的艰辛,难与外人道。

比如白天天气预报说无雨,不料夜里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刚刚躺下的母亲立即起身,第一个冲出门去,将正在搭露的烟叶盖起,将柴禾抱进屋里,将鹅鸭赶入圈中,而她的浑身业已湿透!

父亲上夜班,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将领,也是最深的受害者。

母亲一度有轻生的念头,因为她受不了病魔的纠缠,也受不了父亲的打骂。母亲藏有一块红矾,这让我很害怕。

那时,父亲脾气不好,入井开矿自是辛苦,班后还要上山打柴,下田种地。尽管母亲服前伺后,温酒炒菜,稍有不顺,父亲也会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母亲只好忍气吞声,或是哭着跑出家门,我和弟弟紧紧追随。母亲说:妈不会死,你和弟弟还没有长大呢。我不相信,就扳她的手,看是否攥了红矾。

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也经常翻箱倒柜,在包裹里,衣服里,甚至她的装老鞋壳里,寻找那致命的东西,可我总是落空。这样的恐惧持续了很久。

邻家的婶娘都是矿山工人,每月拿着几十元的工资,生活很是自主。可母亲没有工作。母亲也曾是矿山的临时工,只是由于眷顾我们,而没有坚持到最后转正。为此,她很后悔,也很自卑,但更多的是自强。

母亲买了一台缝纫机,闲时不仅用它为我们做衣裤,还做鞋垫卖钱。她做的鞋垫,结实耐用,十分美观。母亲有设计的天赋,她总能用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布角组成各种好看的图案,即使没有花布,哪怕是青一色的黑,也要用白线扎出花鸟鱼虫,梅兰竹菊,惹得顾客爱不释手,久久不肯放进鞋里。

那时,我和哥哥都在矿上工作和学习,母亲怕我们难为情,就常常躲在集市的一角。中午也不去谁家吃饭,而是自己带了馍馍,或是买一碗豆腐脑悄悄吃掉。就这样,母亲不仅攒下了一些零钱贴补家用,还时常偷着给我。

母亲喜欢花草,尽管日夜忙碌,她也会抽出时间在房前屋后的空地儿上栽些好看的花儿,有兰菊,有月季,有文竹,甚至还有罂粟——因为罂粟的花籽具有解痛的功效,家人或邻居,谁的牙疼了,母亲就用指甲抠一小粒敷在牙缝里,很是管用。

但父亲总是担心这些不顶吃不顶喝的东东欺压菜园,有时,竟连根铲除了。

为此母亲也不恼,她会将一些花儿移栽到大大小小的盆罐里,然后放在窗台上。只是到了深秋的傍晚,这些盆盆灌罐就要一一搬进屋里,待到第二天上午太阳出来,再搬将出去,直到霜降,这些花儿才在屋里安顿下来。而出出进进的母亲,望着她们,脸上就会挂着笑意。

从小没有上过学的母亲,对我们的学习却很重视。她不像父亲,父亲虽然有文化,但对孩子们的学习漠不关心。他说井下出矿石,地里长庄稼,人不吃饭不行,学问是鸟。

母亲却不这样认为。

那时我沉浸在书画艺术的王国,也每每为文学而着迷。如此爱好,就需要笔墨纸砚,书籍画册,母亲就用平时积攒的零钱给我买。我写的字作的画挂在家里,她看了很高兴,还常常问我这些字都念什么。告诉了她,她就默念几遍。如果报刊发表了我的文章,她更是让我读给她听,然后会心一笑。

母亲身染多种疾病,且做过一次胆结石手术。那是一个冬天,腊月里的日子,母亲病情加重,矿医院不敢挽留,父亲和三哥就背着母亲去省城医院,家里只留我和弟弟。喂鸡喂鸭,洗衣做饭倒也罢了,只是临近年关,各种活计纷至沓来,让我和弟弟不知所措。好在邻居帮忙,才使我们的家与往年一样,也有了节日的气氛。

为了感谢邻居,我给他们每家画了年画,写了春联,刻了挂帖。苍天悯人,我的母亲也终于死里逃生,腊月十五的晚上,回到了家。

一九九六年的冬天,我和妻子女儿住在大哥家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还有母亲。她得了肺癌,且是晚期。我哄骗母亲说是肺炎,吃些药打些针就好了。母亲说,那就回家吃药吧。我说光吃药不行,我家离医院近,打针方便。其实,我明知母亲去日无多,只是想在她老人家膝前多尽一点孝心,而母亲又何尝不知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呢!我们仿佛在捉迷藏。

母亲在我们家住了四十多天,就回到父亲身边去了。她不愿意拖累我们,她也心疼那打针钱——因为没有工作,她的医药费矿山只承担一半,即使我们兄弟都愿意埋单。

这就是我的母亲,生活在贫困之中,却仍然爱着善良,即使在最后的瞬刻。这也是我的母亲,在她仅有的六十七年的朴素人生中,给我留下的最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