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做好饭,对我说:“快喊你爸,喂猪了……”父亲每次听见我的喊声,便停下手中的活儿,笑眯眯地问:“饲养员又做啥好吃的了?”我回说:“老一套,苜蓿面。”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口里说的这群猪,除了父亲,还包括我和姐姐两头小猪。
父亲属猪,比母亲大四岁。听大伯讲,他们俩定的是娃娃亲。爷爷和奶奶去世得早,大伯便长兄为父,替父亲早早地定了亲。大伯和媒人上舅爷家提亲,舅爷让母亲去厨房给客人做饭,母亲做了三碗苜蓿面,用盘子端了上来。父亲大概饿急了,端起碗就吸溜吸溜吃了起来。母亲说:“你也不让让人,跟头猪一样。”父亲好奇地问:“你咋知道我属猪呢?”大人们都被逗笑了。媒人说:“一个猪,一个兔儿,不在槽里抢食,八字合着呢。”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那年,父亲14岁,母亲10岁。
母亲擀的面,又薄又筋道,用刀切得细细长长的,吃起来润滑爽口。有时,切成二指宽,干拌一碗,最是耐饥。难怪父亲深情地对我们说:“你妈做的面条,比美军的压缩饼干还管用。”父亲对饿肚子是深有体会的。父亲定亲后第三年,就当志愿军去抗美援朝了,母亲依旧在家务农。战争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在城里,刚安顿好就回老家成亲,舅爷对父亲这一举动很是欣慰,问他立功受奖了,为啥不在城里找一个?父亲说他在战场上,最想念的就是母亲做的面条。舅爷高兴得流着泪说:“你没忘本就好……”
姐姐和父亲同一个属相,姐姐又大我一轮,所以我们家每次开饭,才有了喂猪的叫法,不经意间,这句话成了母亲的口头禅。母亲和父亲成亲后,因为父亲在城里工作,依旧聚少离多。孩子多了,吃饭是个大问题。母亲毅然回到老家,随生产队下地干农活儿,挣工分拉扯我们。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村头有一大片的苜蓿地,绿油油的,像是一块绿色的地毯。二月里,青菜还没有长出来,苜蓿却已经发了芽,母亲就掐些嫩芽回来,将白白的面团擀成薄饼样,切成二指宽的长条,先把苜蓿下在滚水里,煮上一阵,再捞出来切一下,然后在大锅里下面条。那时的油金贵,只有在过年时,每家每户才能分上半瓶子。母亲用毛刷蘸上一点油,在紧挨大锅的小锅里面刷一圈儿,把切好的苜蓿再炒一下,拌上红红的辣椒面,然后浇上酸汤和葱花,一锅馋人的酸辣苜蓿面就出锅了。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母亲做的苜蓿面是最好吃的美食。其实,苜蓿是一种草,只在青黄不接的二月,能当野菜食用,一旦开花,就变老了。在过去以粮为纲的年代,生产队种苜蓿,主要是用来做喂牛马的饲料。随着岁月的流逝,苜蓿已经渐渐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母亲也难得给我们做碗苜蓿面吃了。
父亲病重的时候,说他想吃碗母亲做的苜蓿面,母亲去菜市场转了一圈儿,在一个卖野菜的摊儿上搜罗到一点,就去厨房给父亲做苜蓿面。面刚出锅,父亲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