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节后清明节前的一个平常日子,我抽空回了趟老家。走近老屋场,我眼前一亮,父亲78岁时栽种的四株枫香已长到碗口粗了,而且正赶着劲吐着新芽。看着树,不由得怀念起父亲来。
父亲是在奶奶从田里劳作回家经过一棵梓树下出生的,这也许就注定了父亲与树结下了不了缘。可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年,那棵梓树也老死了。那是怎样的一棵树?它生长在我上小学必经之路旁,是一棵苍老得仅剩半边主干,却树荫稠密,活过了近百年的树!它是一棵用倔强的生命,同大自然的宿命抗争的树!
父亲两岁时,爷爷因病走了。四岁时,奶奶改嫁他乡,父亲便随了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到十岁,父亲便独自一人回归了自己的家乡,靠祖上的一个婆婆收留,每天帮着邻里打柴混口饭吃。十五六岁后,便开始砍柴烧炭卖到郴州城。父亲做事任劳任怨,村里人都叫他“骡子”。母亲曾给我们说起,那时之所以同意与父亲的亲事,看中的正是他肯干肯做肯拼。父亲也没令母亲失望,在劳力不足且靠攒工分过日子的20多年里,凭着自己的双手和肩膀养育了我们五女两男七姊妹,却从来没有到集体借过一粒粮,超支过一分钱。
1980年,父亲被村民推选为生产队长。林业部门要他带头发动植树造林,他高兴极了。跟老百姓做工作,只用三句话就做通了:树在山上长,人在家中懒,钱在袋里赚。家里男劳力少,可父亲对队上分配的植树任务从没打过折扣。植树季节只要不下雨,每天5点多钟便起床砍山、烧山、打穴。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第一年拿下了400多亩杉木林,第二年又拿下了300多亩杉木林。按当时的人口算,每人平均造林12亩多。十多年后,这700多亩杉木林成了各家各户的主要经济来源,杉木更成了“应急树”、“救命树”。而我也是杉木林的受益者,初、高中大部分学杂费都来源于此。正是受此影响,高中毕业时,我想都没想,所有自愿填的都是林业院校,虽然当年考的不好,但也实现了从“农门”跳到“林门”的愿望。
1982年,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森林法颁布后,父亲把心思更多地放在育林和护林上。家里责任山是村子里造林最多的,家里的南竹林、油茶林是村子里培育最勤的。在那个以柴草为能源的时代,父亲对我们砍柴的要求极严。记得有次,我到自家的松林里将一颗大松树的枝去得只剩下三盘,父亲发现后,将我狠狠揍了一顿。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村子里大部分人对山上的树木除砍伐外,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补种和管护了。到2000年左右,昔日的杉木林、松木林基本成了荒山,油茶山和南竹林也成了秃子。可唯独父亲对造林的情感没变。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对造林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每年植树节前后,都会要我买些苗子回家,同他一起种树。每次都说:我是靠树养大的,你也是靠树养了二十几年的,要种树——代代种下去。
2011年,父亲走了,别的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几片林子。就在去年,因市政建设需要,我家几片油茶、杉木林被征用,我还得到了一笔青苗补偿款。而我又给了父亲什么呢?连他走时的棺木,都是他自己栽树、自己砍下、自己亲自张罗做的。每每想起这些,泪水便不住地夺眶而出。
一阵风来,眼前的枫香摇曳招展,仿佛父亲的召唤,父亲的叮咛。好想再回到从前,再陪父亲一起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