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山东曹县城里一个大户人家,小时候常听母亲讲,她的祖籍在江苏丰县,是老姥爷拉着太平车,做些窜货的买卖,常到商丘、开封行商,后落蹲在了曹县。在那里娶妻生子,育有二男三女。姥爷作为家中长子,继承父业,顺风顺水,无论是经营的范围,还是家中的产业都越做越大。
姥爷经商的头脑给我留下过很深的印象。记得在1978年,菏泽的农贸市场刚刚放开,已年近八十的姥爷,从曹县街道工厂批发些自行车座套,花上1块2毛钱,乘上客车来到菏泽,留宿在我们家。早上,推着车子到市场上摆摊,赶上2个早集,就能把一大包座套卖完。那时,每家的住房都是很紧张的,我家也不例外,姥爷来到我家,只有我和他老人家打通铺。
姥爷姓赵,名相臣,字汉伯,号我已经记不起来了。身高1米75左右,腰板很直,鹤发红颜,花白的胡须飘在胸前。一杯白酒下肚,就能打开他尘封的记忆。每晚睡觉前,我们爷俩,洗完脚早早上床,听他唠叨一些几十年前的往事,老人家的人生经历、统战情怀,也就是那时在饭桌上、床头边断断续续听说的。
姥爷年轻时,读过三年私塾,后在县里中学上过几年。身体很好,为人仗义,有侠义心肠,好结交朋友,一匹叫黑儿的大骡子是他外出交友、押货的好帮手。有时从商丘进货回来,路过山东、河南两省交界的黄河故道,打家劫舍的土匪,一见那大黑骡子,就放行,那是曹县城里赵先生的货,“赵先生义气、够朋友,不能劫。”当然,平日里也没少打点。凭着他老人家诚信、仗义,赵家的生意越做越大,用现在的话讲叫跨界经营,当时,除在曹县有七八个商铺外,还在商丘开有手工烟厂,在济南趵突泉边的剪子巷有五间铺面。姥爷在自然灾害或逢年过节,就开些粥棚,救济一些穷苦百姓。据曹县县志记载,他还是曹县政府聘任的教育督学,为教育捐资颇多。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在曹县工作两年的时间,有次在饭桌上,与一位曹县县城的老人相遇,他对姥爷的大黑骡子印象深刻。他说:“赵大爷的大黑骡子,毛黑油亮,一出家门,脖子上铃铛的响声能传半条街”。
姥爷最先接触的共产党员,是比他小三岁的大妹夫孔庆嘉。孔庆嘉是菏泽地区早期共产党员,是曹县地下党组织的创造者。1931年1月,在发动武装暴动前被捕,押在曹县监狱。姥爷和孔家人一道,多次做营救工作,但终未成功。三个月后,孔庆嘉被押往济南,1931年4月,与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刘谦初等21位革命者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后来,姥爷拉着身怀有孕的大妹妹,赶往济南,祭奠孔庆嘉,解放后孔庆嘉移葬在济南英雄山。孔庆嘉牺牲后,留下妻子和未曾谋面的孩子,在生活上得到了姥爷的接济和资助。我那位命运多舛的姑姥娘常念叨,“没有我大哥,我们娘俩哪能活下去。”
在1932年的冬天,开封的地下党负责人曾找到姥爷,说“赵先生,跟我一块到西北‘烧红砖’吧。”西北是指位于曹县县城西北方向40多公里的庄砦、桃园一带,与河南的兰考、民权交界,黄河故道穿境而过,党的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烧红砖”是暗语,意思是参加革命、闹暴动。也许是受孔庆嘉牺牲的影响,也许是家中这么多人的生活,需要他支撑,也许是舍不得创下的万贯家业,姥爷没有跟着上西北。但从此,便与党的组织没少联系,曾以到开封送货、进货的过程,多次为地方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送过粮食、布匹、中药等。与时任冀鲁豫边区政府三专署专员的刘齐宾等共产党领导人,曾在曹县城里的商铺或家中,多次谋面,对姥爷坚定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武装斗争,有了很大的帮助。后来,在刘齐宾牺牲后,为纪念刘齐宾,曹县一度改称为齐宾县。
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上了齐鲁大地,人民群众生灵涂炭,民族工商业、民族资本受到了挤压,损失巨大。姥爷在济南剪子巷的经营剪刀、铁马配件的五间店铺毁于战火,店里来自章丘、历城的伙计也回了老家。在商丘的手工烟厂,也一度关门歇业,曹县的店铺也只是惨淡经营。捱过了一两年的苦日子后,生意才逐渐有了起色。社会的现实,从面上看是影响了他的生意、生计,但深层里是影响了他的思想,更激起了民族大义,不与日本人交往、绝不给伪政府干活,与党组织、与共产党人走得更近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所需的物资,冒着危险,小批量、多批次地送去,结成了生死友谊。文革中,姥爷在监督劳动时,得到了早年结交的县领导的关照,免受了皮肉之苦。
记得姥爷喝上二两白干后,捻着胡须,常常提起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就是1940年到曹县西北韩集镇刘岗、曹楼、伊庄“红三村”的拥军。1940年8月,盘踞在鲁西南的国民党杂顽和日伪军6000余人,包围了有“小延安”之称的刘岗、曹楼、伊庄三个村庄。我共产党部队和人民群众与之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激烈战斗,创造了固守平原乡村的范例,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发展打下了基础,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后被称为“红三村”保卫战。战后不久,姥爷联系、发动曹县城内有正义感的商界同仁,为红三村捐资、捐物,受到鲁西南专署刘齐宾专员的接见。姥爷与刘齐宾专员的发白的合影照曾在家中挂了多年,后遗失,非常遗憾!老人家常说,我虽没亲手杀敌,但我也为抗战出钱、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