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在去年的那个冬日,这一天成为我永远刻在心上的日子。这些天,母亲生前的一幕幕时常浮现在脑海。
母亲1940年生于海阳一个叫东北涝泊的小山村里。姥爷是一个老地下党员,常年不回家,姥姥在母亲刚八九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和一个妹妹孤苦伶仃地靠着爷爷奶奶过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母亲考上莱阳师范学校,可上了二年多,就患上了关节炎,双腿肿胀得伸不直,经历了两次休学治疗,母亲依然不能独立行走。学校劝母亲退学,母亲的理想也随之破灭了。
婚后,当母亲跟着父亲第一次走进这个名叫八夼的一间半小黑屋子时,母亲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家徒四壁,只在墙角旮旯堆积着一堆堆被老鼠咬过的杂物,不小心一步就能撞进蜘蛛网里——这是家吗?
草草收拾了一下,盘上一铺炕,垒上一个泥台子坐上一口锅,家算是安下了。父亲上班,母亲就一个人顶起门头过日子了。那时,母亲无法上山挣工分,父亲工资又低,家里的日子紧巴巴的。不久,家里又添上了我和妹妹,加上还有爷爷的一半口粮钱,这日子就更捉襟见肘了。
这时,大队上的小学缺了一个民办老师,听说母亲曾在学校里代过几天课,大队干部就上门找到母亲,母亲一听是好事,就同意了。
这下子母亲就更累了。凌晨四点,就得去学校,五点学校准时做早操。七点回家,七点五十又要上学校。在这不到五十分钟的时间内,母亲要喂猪放鸡,插空热上饭,这期间还要给孩子们穿衣服,洗脸,然后喂上几口饭,而母亲却顾不上吃早饭,就那么饿着肚子去教学。时间长了,即使一个健康身体也难以坚持下来,更何况体弱多病的母亲。那天,母亲终于晕倒在课堂上。
小孩子没见过这事儿,就急慌慌地去找别的老师,老师们一下来了好几个,七手八脚地把母亲抬到了办公室,这一折腾,母亲醒过来了,老师们就问,咋的了?要不喊医生来?
母亲赶紧说,我没事,就是饿的,给我口水吧。母亲就怕这事一张扬,村里不让她担任这份工作。一个人能拿一个整劳力的工分,每月还有五块钱的补助,在那个年月,已经很了不起了。自母亲担任教师后,家里再也不用往队上交口粮钱了。有一年年底,竟还补回来七八块钱。母亲喝了口水,就急着回课堂,这节课还没讲完呢。可这一站,就感到天旋地转,母亲就扶着墙,咬紧牙,一摇一摇地回了教室。
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弟弟,母亲实在是没法干了,在当了十多年民办教师后回了家。
刚分地那几年,母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子,日夜滚爬在山上,种的庄稼一点不比那些老庄稼人差,收获的粮食吃都吃不了。
孩子们渐渐大了,都走了,母亲也跟着我到了淄博。母亲一年老似一年了,年轻时就有的病根不但没好,而且变本加厉了。近几年,连门都出不了,就在几间房子里转转。稍粘一点盐味儿,就一个劲地咳嗽,每年都要住一次院,每次大夫都要下一次病危通知,可是母亲每次都能够死里逃生。
可这一次,母亲再也没能创造出奇迹。
10月26日傍晚,母亲又犯病了,我们赶紧把母亲送进了石化中心医院,在大夫拿来一张张纸要我签字时,我还在天真地认为,这又是大夫在走过场,母亲咋就会像大夫说得那么严重?
可五六天过去了,母亲的病并没见好转,就在大夫调整了治疗方案的这天中午,监护仪上的血压一个劲地往下掉,我就赶紧跑去喊大夫,大夫来了,就喊来护士又是扎针,又是吸痰,可监护仪的数字还是一点点往下掉,最终拉成了一道直线。大夫扒了扒母亲的眼皮,说没意义了,瞳孔都散了。
那时我就站在母亲的病床前,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就那么眼睁睁地瞅着母亲走了……
我感到冷,彻骨地冷,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那天中午,太阳明朗地照着,但从我眼里望去,似乎没有了光彩;天空也是灰蒙蒙的。回家后,看着熟悉的景物,我才醒过来,我再也没有母亲了,再也没人嫌我煮得鸡蛋老了,再也没人跟我抢电视了,我出门再也没人问我什么时间回来了。
这时,我才知道,炎炎烈日下,再没人为我遮一片阴了;风雨交加时,也没人再递给我一把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