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母

我是在生下十天时被人抱走的，三十多年没有见过亲生母亲的面。那年我在乡里工作，去一个叫曹庄铺的村子蹲点，没想到这个村的村主任，竟是我亲妹妹的公爹。我在他们家吃饭时，妹妹把我被抱走的经过讲给我听，妹妹要和我相认。

说实话，我早就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我始终没有相认的想法。一是怕伤了养父母的心。二是我很怕我的养母。她从小就对我实施高压，疼也疼你，但绝不让你有半点违背她意愿的语言和行动。我怕一旦相认，家里会失去平静。我觉得，我的一切行动都在养母的监视之下，所以自己尽管孤独，也不敢有和家人来往的想法。和三妹的巧遇，打乱了我的阵脚。经常和村主任研究工作，常常被叫到家里吃饭，妹妹哥哥长哥哥短地和我说话，我无法拒绝，只好默认。和妹妹相认后，母亲早就想见我，可我一直不敢答应。

和亲生父母相见，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时，为了生活我偷着做小买卖。就是从石家庄贩回毛线星期天骑车到外乡的村庄去卖。一次，我卖毛线来到母亲所住的村子。实际上，也是为了赶在中午在二姑家吃饭。二姑是养父的妹妹，就是她把我从母亲身边抱走，送给养父母的。这个村子是我常来常往的地方。二姑和儿媳关系不好，儿媳有精神病，病一重就会打婆婆，二姑常常被儿媳打得头破血流，不能起炕。每当这时，我就得赶着毛驴拉的平板车，把二姑接到我家，一直将养个把月，等伤好彻底，身体强壮才送回去。养父母和二姑感情很深，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高兴。我知道生父母和哥哥的住处，但不敢见他们，每次来都是绕开他们的门，悄悄接了二姑走。这次我用自行车带着毛线，鬼使神差竟走到生母门前叫卖，不一会儿，从院里走出三个人来，一个年轻女子，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

年轻女子说：“妈，看看毛线好不好，我给您织件毛衣。”

老太太说：“我有毛衣哩。”

“那就给我爸织一件。”

老太太说：“你爸也有呢。咱看看好不好，要是好，我想织个背心。”

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这三个人，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就是我的二妹妹。

三人让我打开装毛线的包，拿出来挑拣着。二妹和母亲向我讨价还价，我要了最低价，她们最后决定买一斤。

听二妹说买，父亲转身回去从家里取出一杆秤来：“我看看你这毛线够不够分量。”

我心里暗暗发笑，老子查看儿子卖的东西够不够分量，真是笑话。

我回家路过三妹村，和三妹说了经历的事情，三妹很快把消息告诉了父母。他们都后悔只顾了看毛线，儿子站到跟前竟毫不知情。

不久，养母知道了我和妹妹相认消息，就和我大吵大闹，骂我骂的又毒又恨。原来相亲相爱的母子，一下成了敌人。我实在想不通，我半辈子了，身边只有个养父母，再连半个亲人都没有。我明明还有七个弟兄，为什么就不能相认，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相认了，只会帮着我孝顺养父母，不会伤害到他们。养母为什么这样对我。

在我心情极度悲伤时，三妹夫妇领我到了父母家。那天我极想把多年窝在心里的委屈和亲人们倾诉一番。可父母根本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除了对我的归来感到高兴外，他们一个劲向我道歉。母亲说，我生的子女多，实在没办法，你三哥也是给了人，八岁上养父母都死了，自个儿才跑回来了。你上面还给出去一个哥哥，小时候病死了。不管怎样，你现在过的还不错。我们对不住你，你也知道我们的难处。母亲还说到我后面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说当年的口粮是按人头定哩，不管大人孩子，一人一年集体给分三百六十斤口粮和一丈八尺布，不是那，他们也都姓了别人了。

我从来没有埋怨父母的想法。一个家庭八、九个孩子，在极度贫困的岁月，谁能养活得了。

说起我的养母，母亲的一番话让我再不敢难过。母亲说，你妈（指养母）是把你看得太重了，爱得太深了，才那样对你。她养你那么大，你可不敢有不尊敬的想法。她不想让你认我们，以后就尽量少来往。我生了你，没养你，你得记他们的恩，报他们的好。咱们这家人家还没有出过忘恩负义的人呢。父亲随和着母亲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和父母见了一次面后，我浮躁的心境有所改变。对于养母的常常发难我有了和以前不同的理解，心情渐渐好起来。

养父母去世后我和父母的来往多了，母亲常常向我表示她的愧疚心理。我劝母亲说，我不怪您，世上这样的事多得很，父母都有苦衷，并不是嫌弃子女才送人。可母亲那个难解的结却常常挂在心头。一次母亲从木箱里取出一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是六块银元。母亲说，我保存下几个银元，弟兄八个每人给你们五个，留个念想，多给你一块，是妈的一点心意。我鼻子酸酸的，感觉那六块银元好沉重好沉重。

母亲非常节俭。在我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就深深感到了这一点。母亲在做饭时，把茄把子切在菜里。我提醒说：“妈，茄把子掉进菜里了。”

母亲说：“知道，我爱吃茄把子。”

三妹说：“妈舍不得丢，就说自己爱吃。”

吃饭时，母亲给每个人碗里都放了足够吃的带骨鸡块，自己却只舀了些鸡肉汤在菜里。我和妹妹妹夫把肉搛到她碗里，她说啥也不要。别人吃完的骨头，母亲却把每一块都要重新啃一次。不能把肉块给她，我只好带头把肉骨头啃上一两口，就扔到放骨头的盘里。

母亲看出了我的意思，才不好意思地说：“家里一直人口多，就是凭着省吃俭用过哩，要不，七、八个孩子哪能都拉扯大。”

饭后，母亲洗锅。我看到她用水特别讲究，洗第一次，用水很少，把杂七杂八的东西刷下倒进了鸡食盆；第二次把锅碗洗干净，把水给外面的驴喝了。

母亲说：“你爸常年在外做买卖，我一个人拿不回水，一点也不敢浪费。”

三妹讲了许多母亲节俭的事，比如，别人用过的卫生纸，母亲会把脏的一面叠回去，继续用干净的那一面。比如看到别人家把没有烧尽的煤核倒出来，母亲会早起趁夜色把煤核筛回来。她说，白天去筛怕给你们丢人。母亲有晨练的习惯，但每天早晨回时准要捡一小捆树枝或柴草。其实母亲现在并不穷，因为夫妻两一直开着小卖店，加上儿女们孝顺常常给钱，家里有存款四、五万，村里许多人向他们借着钱。母亲也不小气，村里有什么大事需要集资，夫妻俩带头捐款，成百上千地捐，甚至还代子女捐，她要为子女们撑脸面。村干部有事常常找老两口商议，老两口成了干部的参谋。

母亲在我面前一直很多心，总觉得欠着我。那年夏天，母亲病了，村里的医生说是阑尾炎，治了四天病情不见好转。三妹给我打电话，我说，赶快送到我这里来。母亲七十九岁了，无论哪里的医生都不会放心用药。我多年学医，对常见病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都还有一定经验。可母亲被妹夫带来后，哥哥们也打来了电话，让妹夫把母亲送到医院去，他们怕把母亲的病耽误了。路上我详细问了母亲的病情，初步诊断为胆囊炎合并胆结石。进医院用B超检查了，果然不错。我没有听哥哥们的话，把母亲带回了自己家。医院条件差不说，医生绝不会下重药给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而像母亲的病情，没有重药，消不下炎症，疼痛绝不会减轻。我在为母亲静脉滴注青霉素、灭滴灵和氨苄西林的同时，抓了草药给母亲服。母亲的病拉得日子有些长了，五天没有大便，中西药用下去竟毫无反应，用开塞露通便也不起作用。我非常着急，夜里守在母亲身边，细心听着母亲的动静。母亲偶然呻吟一声，我就坐起来，问母亲是不是疼得厉害。母亲怕我着急，忍着说，轻多了，你安心睡吧！我心里明白，大便不通，高烧不退，病情就不会好转。第二天，大哥、二哥、三哥和二妹纷纷打电话，探问母亲的病情，催我赶快送母亲到大医院。我和母亲说，无论去哪，做手术就得消炎，不做手术更得消炎。母亲不想走，怕路上出了事。为使母亲尽快退烧，我把草药的服用时间作了调整，四小时就加服一次。第三天早晨，三妹陪母亲上卫生间，我守在门外不安地听着动静。突然三妹高兴地说：“哥，妈大便了！”我说：“真的？”母亲像放下了沉重的包袱，从卫生间出来，感觉轻松了许多。中午，母亲的高烧退了，腹部的疼痛减轻了，吃饭也香了。我赶快把这个喜讯告诉大哥、二哥、三哥和二妹。大家都高兴地嘱咐我，让母亲在你家多住几天。他们说，多亏有你，不然花钱不说，母亲不知要受多少罪呢。

我们全家像过节一样，为母亲做了各种好吃的，一家人说说笑笑，几天来，罩在头上的愁云一扫而空。第四天，母亲担心九十三岁的老父亲在家里不安，说啥也住不住了，一定要三妹和妹夫送她走。临走，母亲拉着我的手一定要把几百块钱给我，说：“妈啥都没有给你，你这样对妈，妈真过意不去。”我推掉了钱说：“妈给了我聪明和善良，比啥都贵重，儿有这些就够享用一生了。”我告诉母亲：“今后，您二老有病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定早早赶到，绝不让您们受苦。”母亲含泪点着头，紧紧攥着我的手。

入冬，我抽时间骑着摩托车去看父母亲。那天的气候特别冷，西北风呼呼地吹着，我戴着头盔，脸却被从眼罩缝儿透进的风刺得生疼，双手和双脚都被冻得麻木了。推车进了母亲院，我赶忙往屋里跑，进屋一阵儿，摘去头盔的脸一个劲儿冒火，麻木的手脚在恢复的过程中钻心地疼。父亲和母亲围在我身边，每人捧着我一只冰凉的手，为我揉着搓着，看着我难受的样子，心疼地问着。那时的我被亲情包围着感觉有父母的日子真好。我竟潸然泪下。

父亲活了九十九岁去世了。如今只有生母还活在世上，八十六岁的高龄，眼看能陪伴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少了。我经常在心里为她老人家祈祷，希望她能多活几天。人生在世有父母健在是最幸福的事。无论儿女多大，在父母眼里，他们永远是孩子。我们兄弟姐妹抢着接母亲到自己家里。我们真希望母亲永远能在自己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