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姥姥是我母亲的奶奶,我姥爷、大姥爷、三姥爷的娘,她去世那年,已经九十二岁,我刚上大学。老人家下葬那天,大约是阴历的二月二,杏花开得绚烂。
老姥姥是个极其俭朴的人,大约是苦日子过来的缘故,她从不舍得乱花一分钱。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二姨给她买了只烧鸡。
那个时候,新姑爷过年走丈母娘家才提烧鸡,烧鸡的个数还是衡量婆家阔绰程度的标准。提两只是正常人家,提四只属于比较开财的人家,要是谁家新姑爷提八只烧鸡,全村都会轰动,乡亲们都会认为这家闺女值了,寻了个好婆家。烧鸡在那个时代的时尚影响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粮液茅台。
二姨买的烧鸡,老姥姥舍不得吃,挂在土屋的房梁上,淡淡的清香弥散在屋子里,虽然那里放着一口怕人的棺材,我和表弟们仍是心驰神往,变着法儿进去。谁料两天后清香没了,臭味起来了,太阳依然火辣,晚上仍觉燥热的豫北仲秋,是断然容不得烧鸡搁放两天的。
姥爷偷偷地把变质的烧鸡扔了,老姥姥回来后,发现烧鸡没了,气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一面哭一面诉说,那烧鸡是她二孙女买的,这么贵的东西怎么就没了,后来没办法,姥爷又将那只烧鸡拾了回来,老姥姥不哭了,打了盆温水,一丝不苟地洗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咕哝着,“这么主贵的东西,可不能扔了……”后来还是三舅的脑子活,给老姥姥说他想吃,把洗好的烧鸡要了过去,把我也叫了过去,装作分享美食的样子,一出门,三舅就扔了。
老姥姥如此俭朴,用姥姥的话说是穷怕了,老姥爷下世早,兵荒马乱的年月,老姥姥曾经带着姥爷去要过饭。
我最早的记忆里,老姥姥就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了,那个时候,我经常住姥姥家,老姥姥对我很亲,从不吵我,我想要什么,她都尽量满足我。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好,时值春分,姥姥家外面的胡同里人声喧腾,“今天您老做的啥饭啊?”“啥也没做,放了俩屁吃了吃。”“哈哈哈哈”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后院的疯姥姥来了。疯姥姥和老姥姥是妯娌,年纪相仿,她身体极好,能把拐棍耍得呼呼生风,就是脑袋疯了。
对于这样一个疯婆婆,我有些怕,但她手中的那根拐棍却是非常诱人,又直又长,正好达到我的眉头,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齐眉棍,觊觎一段时间后,我就缠着老姥姥,求她帮我弄到手。那天晚上,疯姥姥又来耍棍,耍了一阵,老姥姥搬了个凳子让她坐了下来,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说着不着边际的话,趁她们说话的功夫,我把那根拐棍藏起来了。估摸着一个钟头的时间,疯姥姥糊糊涂涂地走了,竟没有想起那根拐棍。她走之后,我高兴疯了,拿着那只拐棍耍到了半夜。
老姥姥对我特别地偏爱,对我的亲远远超过了大舅家的小坤,小时候,她总是背着表弟多塞给我几块糖,可惜那时太小,其中的细节,我已记不清了。
老姥姥最后的十年里,神志已不是很清,加上我长期在外面上学,老姥姥就变成了我脑中的一个符号,唯独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那是她晚年唯一纠结的事——火葬,那几年政府推行火葬制度,力度大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为了让老人家安心,姥爷也不顾忌老干部的身份了,和舅舅们提前设计好了一个土葬方案:夜里去世后半夜埋,白天去世等到夜里埋,深坑深埋,上面覆盖草皮,下葬不举行任何仪式,十周年再大办丧事。策划周密,毫无漏洞,但事实上老姥姥下葬那天,并没有想象中的坎坷,丧事当天就办了,并且办得很排场。如果老人家泉下有知,也当此生无憾矣。
春分时节,暖风拂面,枯黄的老草再次绽放了生机,南飞的燕子如约回来,生命开始了又一个轮回,但逝去的人和事已渐行渐远,终将湮没,无法挽留。对于这些呵护我童年记忆的亲人,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权且奉上这些散碎错乱的文字,以寄哀思,愿亲人们泉下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