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像父亲那样一生大起大落,却随着父亲的诸多坎坷担惊受怕了一辈子。
母亲1929年考取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可惜只读了两年书,就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火车停运而辍学。此后,她嫁了父亲做全职家庭妇女。文静贤良、性情温和的母亲懂生活,偶有闲暇便会穿旗袍,或背唐诗,吹洞箫,哼唱电影歌曲。
我五岁时生了大病,母亲抱我去道济医院(现在的北京第六医院)救治。一位英国大夫诊断后说:“准备后事吧!”母亲当场给大夫下跪,求他救命。大夫说:“要是不怕花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医院正好进口一批“盘尼西林”,住院后打了几十针,才将昏迷数日的我从死神手中拉回。事后,姐告诉我,母亲整日守候在床边。等我病好出院了,母亲却病倒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母亲做了教师。因为多年没有教书,她唯恐首次授课不理想,就提前上了一次课,学生仅有我一人。课文题目是《乌鸦喝水》。母亲特地预备了教具——一个大玻璃瓶,装了半瓶水。桌上还摆了一些捡来的石子,母亲讲到最后,就模仿乌鸦往瓶里一个一个地丢石子……其时虽然我只有六岁,却对此情景记忆终生。
除了工作,母亲还得从事家务。记得冬日的早晨,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做完早点,再依次将我们的棉衣棉裤围到烟囱上烤暖,轮流叫我们起床穿衣。天天如此,常年过度的操劳损害了母亲的健康。
母亲一直鼓励我们好好念书,凡是学费及学习必需品,随要随给,哪怕借钱也不让我们为难。其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姐弟无论哪一个初中或高中毕业,或进工厂或做“八大员”,家中负担就会立刻减轻。但母亲没有这样做,她用柔弱的双肩将我们姐弟四人先后送入了大学。
父亲为人正直却不大懂处世之道,上世纪40年代虽然发过小财,但也屡受挫折。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今天都不知道明天他会出什么事。跟着父亲生活,固然色彩丰富,可灰黑色太多就令人伤感了。新中国成立后 ,父亲先后经营了美工社、酱油厂、肥皂厂,都相继倒闭。父亲做了教师后,刚过了几年踏实日子,又成了右派分子。母亲是个极要面子的人,此后,在大院进出都觉得无颜见人。
母亲因过度操劳,生活贫困,再加上精神长期郁闷,患上了癌症。去世前两天,母亲强撑着梳头洗脸,由我扶着靠在椅子上,叫我们姐弟四人与她照了合影。母亲仅活了59岁便匆匆离世,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她没能花到我挣的钱。此后,我的生活越是宽裕,就越觉得心痛难安。
我没有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每到清明节给父母上坟。不是不想念他们,而是觉得不必拘于形式。在心里永远感念他们,继承他们优良的品德,才是最重要的。我在自己出版的书籍里,写出他们的名字,特别是母亲——林姓,讳慧敏——的贤德懿行,让全社会都能知道,便是最感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