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赵春莲生于1909年,逝于1980年。每到母亲的祭日,她的音容就在脑中浮现。
母亲三岁丧父,外婆当时23岁,在族人的歧视的目光里,依靠仅有的5亩簿田,孤儿寡母度过了艰苦的14年。母亲17岁嫁入王家。那时,父亲已31岁,曾在外地经商,日寇入侵后,失业在家,后同同村的抗日英雄蒋三一起,参加抗日。1941年夏,父亲为共产党和八路军办事,被日寇到处捉拿。一次,日本兵掀翻了我家门,父亲拉着我迅速逃脱,灾难却落在母亲身上。母亲被抓到日本人据点,受尽折磨,却坚强不屈,始终没有说出父亲和抗日干部的藏身之地。4个月后,母亲由村民用担架抬回,半年后,身体才得以恢复。
母亲为王家生育了5个孩子,三女二男,我是老大。老四,也就是我的弟弟,是在茅房降生的。出生时还活着,由于医疗条件差,未能留住。在缺衣少食的艰苦条件下,母亲每天要做8个人的饭菜。她身高1.5米多,体重不足百斤,又是小脚,却日复一日,数十年辛勤劳作。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身体浮肿,营养不良。“文革”时期,我被打成太原市教育战线的“走资派”,两年多未能回家,并扣发了近两年的工资,爱人也被迫避居乡下。我母亲带着我的3个孩子艰难度日。三间房被造反派打砸得一块玻璃都没留下,只得用被子钉在窗上御寒。《山西日报》针对我的事件在头版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对此,母亲都顶了下来。我被“解放”后,在太原某中学任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近7年间,早出晚归,很少能帮上母亲的忙。1979年底,我调至省内一中专学校。当时,已招收的两个班的孩子一个学期开不了课。当时只有两名教师,我忙编大纲,选教材,请教师,忙得吐血。这时母亲却患了肝癌,不得不住院治疗,我与妹妹轮流陪侍母亲,但我只能在夜间守在母亲身边,没能尽到孝心。4个月后,母亲就离世了。离世时,我不在场,她当着医护人员和病友说:“我儿子很孝顺的,他太忙了。”母亲一辈子受尽苦难,却从不说孩子们一句不是,处处呵护子女们。
母亲也曾有过美好的向往,但昙花一现。1954年,也就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暑假回到家,母亲对我讲:“某某对我很有意思,他直接向我说了他的想法。”母亲当年才45岁。她同我商量,我摇了摇头。我把母亲和三妹接到太原来,我以为这就是孝顺。这件事让我终身后悔,我一摇头,即破灭了母亲对幸福的渴望。
我今年88岁,不知什么时候也要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如真的有天堂,我会在那里补偿我的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