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一个平凡的夜晚,桃花开得灿烂,我来到人世。上小学时父亲为我取名为“颖”。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给你取名为“颖”,是想你“锥刺囊中,颖脱而出”。这似乎是韩愈《毛颖传》里的一句话。在这个学名之前,父亲一直叫我“夷群”,那种盼望自己女儿出人头地的渴望如此赤裸裸,毫不掩饰,以至于多少显得自私。我顶着这名字被叫到六岁多,后来父亲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才给我改了名。我想父亲一定在我身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父亲不止一次和我谈起自己年轻时的往事:上学时住在学校,由于家贫置办不起被褥,冬天只能把床单铺在光床板上,睡在上面缩成一团;每周回家背一次馍,回到家里却常常无馍可背……
父亲是老三届,高中毕业不能考大学,于是回家当了农民。每天在地里干完活已是黄昏,别人都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了,饥肠辘辘的父亲却独自一人徒步很远,朝着和家完全相反的方向跋涉。父亲的目的地是一面大坡,坡下是城市,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喧闹。坡上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一道坡连接着乡村和城市,贫瘠的现实和丰腴的理想。父亲总是在坡上呆呆地看着城市的灯火,站累了就在路边坐下来,坐很长时间,出神。父亲艳羡,愤怒,痛苦,失落。他在心里一遍遍喊着:“总有一天我也要做个城里人。”这是父亲最初的梦想。
父亲从那道大坡再走回家应该已是夜深了,然而父亲不知疲惫,也不敢疲惫。正是这个梦想让父亲在干了一天的重体力活后还能挑灯夜读。果然,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恢复高考制度后,父亲考上了大学。大学期间父亲自奉甚薄然而读书不辍,哪怕每天为了减少开销只能在宿舍白水煮挂面也不改其乐。每次期末考都是门门功课优秀然后顺理成章留校,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全家都变成城市户口。这是父亲最辉煌的一段岁月。全家人搬到城里的那天,父亲笑得像个孩子。
父亲自幼家贫,这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创伤,即使后来全家搬来城里,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父亲仍然非常节俭,且非常努力地赚钱。每年寒暑假,都是别人休息玩乐的时间,但父亲从不休息。在那些最炎热和最寒冷的时日,我们和妈妈都在家里宅着,父亲则出去讲课,从不间断。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课,去时要下道大坡,这个并不难,甚至很轻松,难的是回来时要上这道大坡,很长很长的大坡,人走上来都不容易,父亲还要推着自行车一起上坡。夏天回家之后父亲常常被强烈的阳光晒得面红耳赤,后背被汗水湿透。冬天下雪之后坡上容易结冰,自行车就会常常打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一次,大雪纷飞的一天,父亲出去讲课迟迟不归,母亲在家里左等右等,坐立不安,实在放心不下冒着风雪跑去找父亲。两个人回家后,父亲身上满是泥污。不难想象父亲那天推着自行车上坡,摔了多少次。
关于父亲,我能想到的首先是这两道大坡。大坡是父亲生命中的一个隐喻。父亲顺利考上大学,乘风破浪,意气风发,全家人从坡上的乡村迁到坡下的城里;然而到城里后,父亲却还是要爬无数的坡,似乎命中注定要栉风沐雨,负重前行。人生实难,不由人不如是感叹。即便如此,父亲也仍然热爱着人生。父亲说,自己最喜欢刀郎歌里的一句歌词:“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仍然觉得幸福更多。”读懂父亲,使我多了几分对生活的孤勇。
上学时读过朱自清的《背影》,对于那个蹒跚地爬月台的背影总是难以忘怀。很多年后,看余秋雨的书,他把这解释为“情感的直觉造型”。关于父亲,我最难忘记的“情感的直觉造型”有两个。一个是他早年在大坡前心里的嘶喊,还有就是自行脑补的父亲推着自行车雪后爬坡屡爬屡跌的情景。后来,看汪曾祺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他小的时候,在春天的田野里父亲和孩子们一起放风筝;他十几岁时就没大没小,和父亲一起喝酒。汪父常说的一句话是:“多年父子成兄弟。”看了真心羡慕。我的童年并不完美,也曾羡慕过别人的父亲。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我越来越理解了父亲。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那样的一道或两道坡。或许,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爬坡,下坡,再爬坡的旅程。我愿意把那两道坡永远揣在心里,激励自己振作起来,负重前行,替年老的父亲担荷一些什么,就像父亲当年为妻子儿女担荷家庭的负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