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父亲节总会回忆起去世多年的父亲。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性格热情、挚朴、刚毅、坚强,建国初期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参与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父亲作为哲里木盟两万民工之一参加了红山水库建设,他们天当被地当床,一把炒面是干粮。夏天顶烈日,冬季战风雪,凭着一颗红心,两只铁手,连续奋战在工地上。
1997年,组织上派我到扣河子镇任镇长,父亲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对老百姓好。”有乡亲提及此事,他也只是笑而不答。他说,吃一堑长一智。1966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家是中农,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但是由于当时大哥正在部队当兵,所以初期并未受到影响。可好景不长,一天,父亲与几个人闲聊,有人说:“你儿子当兵将来一定很有前途的”,父亲半开玩笑地回了句谦虚之词。没想到,就这么一句玩笑话就被说成了反革命,被传唤到公社参加学习班,之后遣送回村劳动改造,准备提干的大哥也因此提前退伍。虽然如此,但是在我们心中父亲的形象始终是高大的。记忆中的父亲像一座山,他为人热情,坚守没事儿不惹事儿,遇事儿不怕事儿的原则。虽然平时不善言辞,话语不多,但村子里谁家有大事小情,父亲都会热情地为之操持。一次,由于边界土地问题本村与邻村发生争执,对方几十人手持着棍棒冲了过来,父亲带领着几十人准备迎战,走近才发现对方领头的是父亲的表弟。后来,不知道父亲用什么方法,平息了这场“危机”。
父亲是个能工巧匠,印象中就没他不会的事情。在当时,生产生活用的工具大多靠自己制作,于是父亲成了木匠、皮匠和毡匠。父亲所有的手艺都是自悟的,这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父亲9岁没妈,跟着我爷爷在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中生活,自懂事起就跟着大人们干活,13岁一个人赶着牛车往农田里送粪(农家肥),脚趾被车轮碾断;半夜去邻村为重病的家人请大夫,回来时被几头狼盯上,凭着机智勇敢躲过一劫。
我收藏过家里的原始户口簿,户籍性质一栏填的是个体工商户。当年,父亲担着自家产的鸡蛋徒步去距离百公里的辽宁阜新赶集,不知往返了多少次,最后竟换回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心灵手巧的大姐用它给村人们做衣服、改裤角,家里因此多了些收入。后来,父亲自制了一些简单的工具,买来些木料开始了他的木匠生涯。他把自制的尺寸小于传统箱柜的柜子称作“嘎达柜”,很受欢迎,在村里流行一时,三里五屯的人都来请父亲做工具,父亲成了当地颇有名气的木匠。
有一年,村上小学校请他制做些桌凳。那时的木工活要从原材料加工开始,村长带他到林地选了几棵大树,先伐木再加工。由于木料加工成基础板材水份过大,直接做成桌凳会变形,所以他想出了自建窖池完成烘干的点子。村长同意后,他就开始实施,这个烘干过程很漫长,他在学校日夜守护。就在完工当天,他归置好工作场所,下班回家。深夜,突然广播里传来村支书急促的喊声:“大家快来救火呀,小学校失火了。父亲闻声撒腿就向学校跑去,10岁的我也紧随其后,当我们跑到学校东山梁时,一眼望去学校已火光冲天,父亲一下就瘫坐在地上,我紧紧抓住他的衣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喷射的火舌吞噬了学校一整栋教室。念及父亲的辛苦,村长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父亲却为此自责了很久。
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一家人的生活费用全靠父母的双手。父亲用铁丝制成类似痒痒挠的小耙子在牛羊的身上挠下毛,然后纺成线织成袜子给我们穿。家里的狗死后,父亲将狗皮加工成帽子为我们御寒。父亲是皮匠,动物的皮毛到了他手里都有了用武之地,我们穿的羊皮大衣、牛皮制作的皮具、猪皮鞋都出自父亲的双手。父亲还是毡匠,家里用的毛毡也是他的杰作。
父亲心灵手巧,头脑也灵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没有电力设施,全靠手工劳作,诸如加工饲草料之类的活儿跟电影《红高粱》中一样,要用闸刀一把一把地铡碎。后来,国家生产了小型柴油机,父亲让在旗里工作的大哥置办了一套,上门服务为周边村屯的乡亲们解决了手动铡草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通电后,父亲又办起了米面加工厂,成了真正的个体工商户了。因为父亲没有文化,在经营过程中也着实付出了代价。有一次周日,我回乡看望父母,一进院就见父亲脸色煞白,左手握住右手从屋内走出来,鲜血直流,我慌忙迎上去,他说因为没看懂说明书,操作失误,皮带绞到右手手指。我仔细一看,父亲右手食指血肉模糊,一节手指只连着部分肉皮。我要带他去乡医院,他却随手将断掉的手指撕掉,回手扔到了房顶上。后来,我找来了大夫给他消炎、包扎。简单处理后,父亲该干啥还干啥,就像断掉的是别人的手指。
1998年5月24日,父亲病危。我从哲里木盟委党校学习结束赶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围在父亲身边,我不由得潸然泪下。父亲强打精神,说:“哭啥,人活70古来稀,我已经70多岁了,这辈子值了!”
4天后,父亲安祥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