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22-06-11 14:53
我听到雨中白花簌簌
一
清明节前，父亲从豫东老家添坟烧纸回来。放假我去看他，字画不作，也不愿出门踏青，怏怏的。
母亲说，这是回家上坟伤着心，丢了魂儿了。
我已经九年没有回过豫东老家。爷爷辞世后，仅有的一次返乡，情绪失控的表现，让父母搪塞了所有我再回家祭祖的行程。我将爷爷的遗照放大冲洗，挂在书房，每每夜半两人对视久久。打小跟他一起生活，爷爷是给我教养最多的人。日月徐徐不堪阻，须发匆匆白镜几，时间洗白我青葱的发际，而记忆永不褪色，越洗越亮。
不让我回，但每年清明节前，父母却早早返乡添坟烧纸。说，那么多老人，都在家等着呢。
那些老人，在坟茔中踞守着家园岁月，他们深邃而悠长的目光，时时都在紧盯并护佑着我们的远行和生活。
其中，就有我的舅爷，芦文彦烈士。
我的舅爷芦文彦，是父亲唯一的舅舅，永城市顺和镇赵庄村人。我听父亲讲述并在《永城县志》中找到了他当年的革命事迹。
舅爷年少时，他的父亲节衣缩食供他读书，这名稍有些文化知识的农村青年，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顺和区委的文书。1948年夏，顺和区委临时驻扎赵庄村展开“剿匪反霸”，驻地就在舅爷家。当年7月6日晚，舅爷芦文彦和徐福良、赵世秀一行带领民兵，在顺和区高门庄村执行剿匪任务，在豫东的高粱地里被土匪的枪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他被打中哪儿了？爷爷生前，我曾一再追问。
爷爷说，打中了小腹下部。舅爷中弹后，一干人急忙用架子车拉他送医，途中小肠就颠了出来，等拉到顺和区刘土楼村找到村医刘贵良时，人已经不治了。
新中国成立后，芦文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年幼时我去舅爷家走亲戚，印象最深的就是堂屋里中堂正上方一块“光荣烈属”的牌匾，猩红醒目。舅爷牺牲时，已生育两女一男，26岁的舅奶此后一直寡居生活。舅奶曾在檐下午后的阳光里，眯着眼指指点点，让我们看一张破损得黑白斑驳的老照片，一遍遍地摩挲着说：（舅爷）人高高的个儿，有点儿黑，说话高门大嗓；眼大，长得俊，一天到晚笑笑的，可好。
二
这个清明节假期里，我哪儿也没有去。一股冷空气来袭，大风旋卷着舞动的追忆。我陪父亲坐在远离故乡的家中，谁都不再说话。风紧雨凉，夜灯拂窗，我们彼此听到对方的心里，白花簌簌。
在苏鲁豫皖交界处，我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房舍井然，一片阳光。一名21岁的农村青年，笑笑地看着我走过来，很熟稔的样子，似乎有很多话。他比我年轻太多，却像一位可亲可近的朋友，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他是我在梦境中从墓碑上扶立起来的舅爷，今年，是他牺牲70周年。
我时常在半梦半醒间设计战斗细节，豫东初夏的高粱地里，人影攒动，一起一伏，剿匪队员们猫着腰包抄迂回，向顽抗的土匪发起进攻。战斗在初夏的庄稼地里越发滚烫，一颗土匪的子弹，慌乱中却精准地击倒一棵正在拔节抽长的青翠高粱。舅爷这名牺牲时只有21岁的农村青年，在高粱地里冒着匪徒的子弹投入战斗时在想些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因为那就是他的职业和工作。
我的伯父一家原来家住永城市烈士陵园，伯母是民政局职工，负责园区的看护和讲解，我曾经随她走进那些烈士事迹展厅。展厅里搜集的都是一些珍贵老照片，有的已经很难看清面孔，他们大多衣着粗陋，表情严峻。那时年幼，我在展厅转了一圈儿，突然冒出一句：这些人怎么都长得这么难看？伯母一下子板下脸来，斥责以后再不许胡说。就是这些来自某个村落的尚很年轻的生命，给我留下了关于烈士最初、最深的印象。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将9月30日设立为国家烈士纪念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约2000万名烈士。
死者长已矣，那些倒下的最最普通的面孔，都是一条条鲜活而年轻的生命，即使身后备享殊荣，对他们又何足宽慰？可对活着的人来说，纪念却是精神世界的映照。一个没有英烈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遗忘英烈、漠视英烈甚至淡忘历史的民族，注定会成为精神的侏儒，因为他们忘记了初心和来路。
那么多渐行渐远的面孔，所为者，不正是这块土地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我们能做的只有一条：建设一个更美更好的国家告慰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