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22-06-11 15:02
肩周炎
2007年初春，寒潮中的九寨沟比预期更冰凉几分。这是我第一次抵川，飞机先至成都再往九寨沟。名字里既有“寨”又有“沟”的地方，如同一个叫“翠花”的女子，它不可能一马平川地洋气。心里虽如此提前安抚过自己，飞行中还是吓得不轻。山，全是山，咫尺之内仿佛伸手可及的山。山的汪洋之上，被反衬得微小如蚊的机身似一叶孤舟，前方飘渺难测，步步都是惊心。而降落时，山被剥洋葱似的层层剖开，向下再向下，机身宛若探洞，直接往下钻，钻到一个削平的山头上，终于停住。
不用抬头，满眼就装满了团团围来的山头，耸立如屏风，各自探着翠绿如墨的大脑袋，挤挤挨挨地打量着我们，表情莫辨。几天后再从这里登机，飞机像一只从井底跳起的青蛙，自此别过。
后来我在网上搜了下，三千两百米，这是跑道的长度；六十米，这是跑道的宽度；三千四百四十八米，这是机场的海拔高度。心里嘀咕：再让我去一次还敢吗？不敢。对起降的惊惧其实很快就被更危机四伏的岁月所修复，却又被另一个难以抚平的事实反复提醒。
带着一双好好的肩膀进去，出沟时我的肩却废了。
疼，陌生的、毫无经验的闷疼。锐利的痛也常常突如其来，比如穿衣的某个瞬间，比如深睡中不经意的一个转身。从肩的这一端到另一端，身体最外侧的两处突然被来路不明的魔力箍住，胳膊无法抬，身子吃力转，已经安放在它们上方几十年的那一粒脑袋也没着没落了，明月不能举头望，故乡无法低头思。在这之前，因为侥幸逃过靠肩挑背扛谋生，肩膀于我，就不过是顶起衣服的两个支点，可宽可窄，可平可斜，不料一夜之间它们却举旗造反，以不可名状的疼痛刷出存在感。
医生说：肩周炎。
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突奔而至。通常这是迈入老年的一道门槛，所以有“五十肩”之说，可此时我离五十岁尚有几步之遥。那一天，比病因确认更震动我的就源于此。揣着一堆治疗建议走出医院时，两肩的痛顿时有了重量，它们压住我，而我从此必须驮着它们，一步一步走向年迈吗？真是万般沮丧。
医生安慰说能治好。平躺到一个巨大的床式仪器上，手腕被绑住，随着上方钢丝绳的收紧，两只手被吊起了，肩越来越疼，呀呀呀尖叫。另一种治疗是坐在椅子上，下巴套到一块粗布上，脖子被拉起，一拉再拉，脑袋仿佛随时会凌空飞离。温和点的治疗则是推拿、针灸、拔火罐。受寒，炎症，骨肉黏连住了，得重新把发炎处撕开归位。
密集的治疗逐步显出成效，在疼痛的渐渐减弱中，春天走了，夏天来了，接着初秋又至。九月十九日上午单位开会，一坐下电话就响了，是母亲打来的，说父亲下半夜晕倒，目前神智仍模糊不清。
立即开车赶去，进门，一会儿救护车来了，另一个家人也赶到。楼房没有电梯，车也无法穿过路障驶近楼梯口，肥胖壮硕的父亲必须靠人工从三楼抬下，再走上五六十米，才能抵达救护车。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到了担架的四个边角，下楼了，楼梯窄而陡，父亲头朝下，身子左右晃动，这样他会再次被外力所伤。医院的人在前面把担架扛在肩上，后面的必须尽量放低，用手提住担架，让父亲保持住身体的平衡。转弯了，又转弯了，每一次转弯都只能以一只手抓住担架，然后踮着脚、侧着身子才能通过。
出了楼梯口已经来不及把担架扛上肩，便用双手托着，一路小跑到车前。
这个过程用时不过两三分钟吧？在我却漫长得无边无际。这一天是父亲生命进入尾声的开始，在病床上煎熬了三年零十个月后，他还是走了。而这一天则是我肩周炎大兴土木般治疗的终结。整个抬担架以及之后在医院眼冒金星四下奔走，办理各种手续的过程，手臂安然无恙，直至夜幕笼罩，开车回去的路上，才发现它们已经不听使唤了。白天的兵荒马乱中，这双手参与了把一个两百多斤的身体搬运下楼的过程，不时得靠单手分担着四分之一的重量，在当时居然没有觉出丝毫的难度。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
疼痛更尖利地呼啸而至，面积扩充至肩膀前后一整圈，甚至再不断向内蔓延至颈椎、向下延伸至腰椎与手肘。太丑陋了，衣服后背的扣子、拉链都无能为力，半夜痛时竟鬼魂般惊叫乍起，而为了抵消疼痛，肩端起、背驼下，整个身体越来越僵硬萎缩。可是这与目睹一个至亲的人在眼底下碎断、消逝的惊悚相比，又算得上什么？一座大厦如此轻易就霎时轰然倒塌，某个局部的小修小补实在并无多大意义。
十一年过去，在九寨沟艳丽春天里乐极生悲诱发、又在父亲命悬一丝的秋天加重的这个病，还一直留在两肩，剧痛已消，胀疼却始终未走，在每个季节的转换期总要顽固发作一次。且给它们一席之地吧，人生那么多无奈都必须咽下，何妨再添一处？认命承受时，经常就油然想起父亲，想起父亲的最后一笑，那么会不会它们其实是在周而复始地提醒一个不该消逝的记忆？
渐行渐远的父亲，借亲人体肤内一息尚存的真实痛感，仍顽强驻留人间，久久盘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