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学校,就在我们村西头,叫孙凹小学。学校坐北朝南,有一个空阔的院子和几孔窑洞,窑洞就是教室。
学校只有三个年级,各有一个班,每班有十几个学生,都是本村的孩子。所谓的课桌,就是几块长条的厚木板,一丈多长,一尺多宽,用砖头支起来,排成两三排。凳子是每个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的。老师就是村里较有文化的农民。全校就一个老师,给三个年级轮流上课,没课的班级就上自习。
入学条件也很简单,适龄儿童只要能从一数到一百就行。记得那时用来教孩子数数的,是一种叫“数不啷当”的自制教具:把高粱秆截成几十根一寸多长的短棒,再用纳鞋底的绳子串成佛珠一样。就是这些就地取材的土玩意儿,成了我们的数学启蒙教具,把我们顺利送进了学校。
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下午放学前在校园的地面上写字。因为买不起本子和笔,我们就用废电池里的碳棒当铅笔,把踩得硬实平展的土地当本子,从南墙根写到北墙根,约三丈的距离,写拼音,写汉字,写算式,写满了才回家。我们一排排蹲着的小小身影,不知送走了多少日落月升。
记得入学后第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双百分,发了两张奖状,回家后开心地在床上蹦来跳去。父母多年后还常提起,止不住地笑。
课余我们还在校园东侧开了一块地,每人种一两种花木。有的种月季,有的种烧汤花。我种的是向日葵,因为它易种好活。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一早去“视察”我那块儿“自留地”。好奇的我,看葵花苗好奇地从土里探出小脑袋,“花面交相映”,都咧着小嘴儿。后来,它越长越高,须仰视才见。再后来,就见它骄傲地向着太阳扭转大花脸,娇嗔佯怒,似不理人。最终等花环褪去,它又谦和地低下头时,我就收获了一大捧饱满的喜悦。
我上完三年就离开了这所小学,后来还时常从旁边经过,有时能听到从日渐破败的院墙内飘出的琅琅书声。乡亲们虽然生活得贫困艰辛,但一定会把孩子送到这个简陋窑院。考上大学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能识文断字、记分算账才是他们对文化的基本需求,“不能让孩子成睁眼瞎”体现了他们对后辈朴素的责任。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洛阳时,因为撤点并校,这个小学已不复存在,窑院也翻盖成了一户人家的新宅。再从旁边走过时,旧影不见,旧声不闻,旧迹难寻。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站在异乡的窗边,眺望千里之外的故乡,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乡村角落里安静的小学校。崖头上丛生的小枣树依然摇曳着红果,屋角闲置的长木板上也许还能寻到小刀的刻痕;夕阳下满地闪亮的字迹翩然起舞,墙脚边葳蕤的花木袅娜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