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事已高,她还延续多年的一个饮食习惯,那就是几乎每天要吃一块或半块红薯伴餐,对红薯的香甜软糯口味情有独钟,因而家里厨房总是要常备一些红薯。她总是说,现在日子好了,不能忘本。
根据其瓤的颜色不同也分为红薯、白薯,也称为地瓜。对于红薯的记忆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记得在母亲尚年轻的时候,当时中国农村正在实行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大锅饭”体制的时代,那时候北方农村种植的粮食基本以杂粮为主,主要玉米、高粱、大豆、谷子、麦子等作物,每家每户按人口配给也是杂粮,而且毛粮只有三斤左右(毛粮是指未经加工的原粮),每个社员除了要种好生产队统一耕种管理的大田之外,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少量自留地,只有自留地可以种植一些经济类作物,如芝麻、花生、红薯、土豆一类。母亲对家里自留地精心精细地照顾,年年在自留地都会开辟出一块红薯地,专种产量高的红薯,母亲对自家的红薯地却格外花功夫,对红薯的育秧、栽培、培土、浇水、除草、翻秧、收藏等活计,母亲事必躬亲,红薯地年年丰收。冬藏的红薯,记得总是堆在家里火炕上,用窄长的席子围起个红薯仓,占据一间炕的位置。这红薯同家人有着一样的“待遇”,上面用棉被苫好保温保湿,即使到了次年夏天基本保持不干不坏。实际上,由于那年月粮食拮据,到次年初春红薯仓就见底了。
在以杂粮为主食的北方,多年来唯有红薯,还有玉米,一直没离开我家的饭桌。
那时候到了每年的六、七月,家里就会青黄不接,“挨饿”是那时候的最常有的事,也是最为深刻记忆。每家生产队配给的粮食基本不能满足一年的维持生计之需,都要靠红薯或玉米等来接济农村春夏难以为继的清苦的日子。想来应感谢上帝赐予世上红薯这样的“天物”,据说红薯是在明末万历年间由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在中国大地由南到北渐次推广,生根结果,造福万民,对中国的民生繁衍功不可没。想起那个年代,对于我的家,红薯有着代粮充饥的救命之恩。
那时候,记得常挎起小竹筐随母亲去自家地里挖红薯,翻开覆满地垄的青青的红薯秧,挖出尚未成熟的小红薯,只能称为“乳瓜”,夏季挖来的乳瓜,个小,发涩,水气大,吃起来口感也差,但挖夏季“乳瓜”实属在饥馑难挨日子中的无奈之举。日复一日的红薯饭,家里菜园子青菜又没长起来,饭桌上没什么菜,红薯就咸菜就会让人吃腻了,家人每天的“吃饭”一事已成了一件发愁的事,那个青黄不接的季节,记得吃饭也没什么正经的饭菜,蒸红薯、煮青玉米、咸菜,再拔一些园子里生葱、小青菜等,蘸点自家做的黄豆酱,上顿下顿地凑合着。为了省些粮食给家人吃,母亲坚持每天以红薯为主食,那时候她常犯胃病,红薯吃得多了直吐酸水。母亲却仍很乐观地说,这年月能有口吃的就烧高香了,别不知足了。
吃红薯可生可熟,经常生吃充饥,但最好吃的吃法是把红薯蒸熟晒干,家里备好的红薯干常常挂在房屋的屋檐下,可当成孩子们的美味零食,口感甘甜。母亲却舍不得把红薯做成红薯干,因为做成红薯干当零食就会抵减了家里红薯,又不能当正餐吃,在母亲看来这简直是一种浪费,担心闹饥荒时影响一家子“吃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