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相册,翻出泛黄的照片,如同打开岁月留下的痕迹。
我上初中的学校,位于偏僻的乡村,叫“临淮中学”。每天的菜金是两分钱,中午和晚上各用一分钱买一碗菜汤。学校从县城请来摄影师给我们照毕业照,每人交4角钱。一下子花掉20天的菜金,我又心疼又兴奋,心疼的是40碗菜汤泡汤了,兴奋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由于比较紧张,当我坐在镜头前,摄影师让我“笑一笑”时,怎么也笑不起来,脸绷得像刮胡子似的。结果照出一张表情僵硬的照片。可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把照片夹在课本里,一有空就打开课本看看,臭美。
第二次照相是五年之后,我应征入伍,第一次领到6元钱的津贴费。星期天,我向连里请了假,兴致勃勃地到市里照相,想让父母看到儿子穿上军装的模样。那天我还特地理了发,找到市里最大的一家照相馆。给我照相的摄影师两鬓斑白,和蔼可亲。他一边帮我整理衣领、头发,一边问我:“照片是寄给爹妈,还是寄给对象?”“寄给爹妈,我还没有对象呢。”一问一答之间,我的紧张情绪缓解了。闪光灯一闪,摄影师说:“解放军同志,下周来取照片,包你满意。”当我取到照片时,满意得立即让摄影师扩印两张,一张寄回了家,一张留给自己。
父母收到我的照片后挂在堂屋里,并在回信中夸照片照得“精神”。左邻右舍都来看,不住地赞叹:“还是大城市的照相馆会照相,你看照得多漂亮,像变了个人。”后来,家里帮我找对象时,就拿着这张照片去“相亲”,居然看了照片就相中了。
1993年,我儿子大宇高中毕业,选择职业时,他想学开车,我劝他学照相。我的理由是学照相出路宽,既可以搞新闻摄影,又可以搞人像摄影,学问可大了。我还举出一些著名摄影家的例子说服他。儿子说:“那就学照相吧。”我拿出全部积蓄为儿子买了一部相机,又教了他基本的摄影知识,并给他出主意到哪里找镜头,我还抽空陪他一起去照。他拍照回来,每有一点可取之处,我都加以鼓励,并帮助他修改图片说明。结果他学照相不到三个月,就在《中国环境报》头版上发表了一张新闻照片《淮河又见打渔船》,拍的是渔民们在淮河岸上织网晒网的镜头,他高兴得像得了大奖似的。这样一来,他拍照的劲头越鼓越足,风景照、新闻照一起拍,拍颍河日出,拍文峰塔倩影,拍乡村牧羊老汉,拍军民抗洪抢险,拍台胞海外归来……一幅幅照片见诸报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数十家报刊上发表了近千幅照片。
2000年,就在他新闻摄影正出成果时,他又突然提出要开照相馆。他认真地告诉我,他觉得自己最感兴趣而且比较擅长的,还是人像摄影。我不大赞成,我说:“阜阳城过去只有两家照相馆,现在大街小巷哪里没有照相馆,少说也有上千家,各家影楼都装修得那么漂亮,你能竞争过人家吗?”儿子充满信心地说:“船多不碍江,水路通八方。他拍他的,我拍我的。我和他们拍的不一样。”
大宇的照相馆一开业就十分红火,幼儿的满月照、百天照、周岁照,青年人的订婚照、结婚照、孕妇照,老年人的银婚照、金婚照、全家福等。连央视的主持人胥午梅路过阜阳时,也在朋友的带领下,让大宇给她拍了照片,并且很满意。他还在《人像摄影》杂志组织的大赛中得了一等奖,获奖照片拍的是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巧笑倩兮,纯净得像花瓣上的露珠。
后来,客户在本地照相嫌近处没风景,要求到外地拍照。皖南黄山、江西婺源、山东青岛等地,都成了大宇的外景摄影基地。他还跟随旅游团赴内蒙、上新疆,开着汽车奔西藏,搞什么“自驾游”。
照相馆刚开业那几年,每到严冬酷暑,就进入了淡季。如今,旅游爱好者们就像候鸟一样,夏季飞向北方避暑,冬季飞向南方过冬,大宇带着他的摄影团队,跟着旅游团边摄影边旅游,既开阔了眼界,又增加了收入。大宇的照相器材逐年更新,拍出的照片也变着花样包装,除了传统装饰外,还制成水晶,装订成册,或存入优盘,输入电脑,再也不怕照片变色泛黄了。
摄影,已成为百姓家庭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小小镜头不仅拍出人们美丽的容颜,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