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乡村里有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最常见的莫过于补锅的,走村串户的补锅师傅一手拉着风箱,一手烧着铁水,神奇地将烧穿的锅补好;榨油作坊的师傅们执着悬吊在空中的撞槌,唱着有节奏的号子,将撞槌悠悠地撞到油槽中的木契上,伴随着撞击声,沁人心脾的油香从油坊里飘荡开来……
爆米花
由远而近的“爆—米—花—嘞,爆—米—花—嘞……”的叫声,马上吸引正在玩耍的小伙伴们的注意,伴随而来的是雀跃的欢呼,飞跑着回家或向爆米花匠围过去。爆米花匠在一处较宽敞的地方放下担子,轻手滑肩,小心地放好工具,系上围裙,慢条斯理地摆好架子,给炉子生好火。右手拉着风箱,左手则悠哉悠哉地转动着机器的摇柄,身子不紧不慢的一仰一摆。他那拉风箱的手不时地管理一下炉子,拨弄下火苗,呼塔呼塔的风箱很快将炉中的炭火吹得一明一暗,不一会儿火苗就旺起来了。
随后,孩子们提着装有米的水桶或洗脸盆蜂拥而来,爆米花匠熟练地将大米装进那圆圆的机器肚子里;眼睛时不时地看看仪表,专注的情形里总是带有几分神秘,摇晃着的爆米花机让黝黑的“炮筒”在铁架上荡着秋千。不一会儿,爆米花匠迅速起身,敏捷地提起爆米花机,塞进一个镶嵌着铁皮的布袋里,“砰”的一声巨响,雪白的米花被强大的气流喷射到布袋里,现场顿时被一阵白雾笼罩,爆米花的香气也四处飘散,让空气中弥漫着爆米花的清香。白花花的爆米花倒进洗脸盘里,捧着热乎乎的爆米花,伸出舌头叼几粒晗在嘴里,脆脆的、甜丝丝的。
在那个尚未完全摆脱温饱的年代,香喷喷、酥酥的爆米花无疑是一场味觉的盛宴,成了我儿时美好而幸福的记忆。
弹 匠
秋收过后,弹匠老周就会领着他的几个徒弟,挑着三三两两的工具箱,摇摇晃晃地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从一座城市走向另一座城市,越过一道道山山水水,从遥远的浙江来到我们下柴市。一弯弹弓、一个磨盘、一个弹槌和一条牵线杆,这就是老周们的全部家当。老周个子高大,但背有点驼,可能是长期俯身抡弹槌留下的病根。
几条高凳,上面两块门板一合,再铺上一张床单,就组成了老周们的工作台。天刚朦朦亮,老周便领着弟子们起床,来到主人家的堂屋开始工作。老周拿起放在墙边的弹弓,弟子递上弹槌,随后,老周微微弯曲的身影便在屋子里不停地漂移。老周扬起手,将紧握在手中的弹槌向斜背在肩上的那根“弦”敲去,“锵东——锵”,顿时,老周奏响的欢快激昂的音乐韵律便弥漫了整个小村。
槌声就是命令,槌声就是集结号,呼唤着我们这群小孩子向老周靠拢,“人来疯”的老周此时也许会即兴哼唱几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老周边唱,边用“手榴弹”不停地敲击着五音弦,指挥着棉花絮们翩翩起舞,将原本紧贴在一起的棉花舞动得蓬松起来。
棉花之舞一结束,老周便放下弓槌,用牵线杆开始牵线,牵好了线,被絮慢慢成形。
大人们有时也会过来凑热闹,他们就象看戏一样,听老周弹奏棉花的声音,看槌起槌落,边看边评论,有时会问老周一些问题,比如家是哪里的,家里有几个孩子等等。老周一边忙着活,一边和村里人做着交流,有时他还把自己在各地见到的、听到的奇闻逸事像讲故事一样说给大家听,发表着对生活的感概。
裁 缝
小时候,我们村子里最有名的裁缝莫数彭桂兰了,她总是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一手握着画笔,一手拿着皮尺,轻言细语地重复着她那职业性的言语。她做的衣服针脚细密,做工精致,穿在身上舒服合体;一块并不起眼的布料只要到了她的手中,三剪两裁,便会把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装扮成一只美丽的小天鹅,所以,附近的小媳妇大姑娘都争着让她做衣服。
大概是我上初二的时候,因为五哥结婚需要制作一些新衣,母亲便把彭桂兰请到家里来替五哥量体裁衣。平时愁眉眉苦脸的母亲,那几天总是笑意盈盈地和彭桂兰商量着衣服的大小和式样,彭桂兰则计算着布料的多少,谋划着怎样用布最为节省。
那天,彭桂兰把我叫过去,亲切地说:“九满,来量量尺寸,这次你要穿的确良了。”我顿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一颗心激动得咚咚直跳。她拿着皮尺在我的肩膀、手臂、腰部不停地比划。接着,她左手拿着尺,右手拿着粉笔,在铺展的布料上潇洒地勾勒,再用剪刀沿着粉迹唰唰地剪,布料就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在缝纫机上踩上几轮。一件漂亮的衬衣终于在我的千呼万唤中大功告成,彭桂兰让我穿上试试,说实话,我一穿上就不想再脱下来了,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件高档衬衣,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就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贫寒而单调的日子,穿新衣是我那时最开心的期盼。
随着现代文明地冲击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化的机器作为生产工具已日益减少了人们的手工劳动,迫使那些像裁缝彭桂兰这种具有鲜明乡村色彩的手艺人,诸如染匠、织布匠……正从我们身边悄悄逝去,日渐被人们遗忘,消失在喧嚣浮躁的现代生活中,随之而消逝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手工技艺,留存在人们心中的只有那一幅幅朦胧远去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