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年,是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有多盼年呢:每天掰手指头算,但哪里算得明白,只好支楞起耳朵听,听什么呢?听远处传来的零星的鞭炮声,裹挟着一丝喜庆;听杀年猪时的嚎叫声,那是一种尖利的又令人兴奋的叫声,可以横穿大半个村庄。
一进腊月,隔三差五就会有人家开始杀年猪了。大姨家差不多是村里第一个杀猪的人家,大姨夫是村里一流的木匠,东家娉姑娘的高低柜,西家娶媳妇的沙发床,盖房搭屋,窗户、门,无一不出自他的巧手,所以大姨家的日子也是一流的,那么早早杀一口大肥猪也就顺理成章了。
听着猪的叫声,肚子里的馋虫就开始乱窜,口水也泛滥起来。去年的陈肉早吃光了,大人孩子肚里一点油腥都没有了。整整一个冬天,母亲每到饭时就会把晾晒好的干白菜用开水焯了,再烀几个土豆,配一碟生酱,就成了全家人的下饭菜。而我们小孩子的胃大概是非常喜欢大鱼大肉的,一看到母亲端上来一碟干白菜,就会反酸,嘴也噘起老高。
但母亲说猪还瘦,再养些日子,上上膘,一大年的油水全指它呢。
于是我们一大帮孩子心不在焉地扒了几口饭,就跑去大姨家看热闹。母亲也要去帮忙的,我们全家人中午要在大姨家吃血肠,杀猪菜的。
当院早就摆了一张大桌子,那是一张厚厚的木头桌子,仿佛只在这样厚重的桌子才能禁住一头猪的重量。木头桌子平时放在仓房里,落着厚厚一层尘土,只等杀猪才拿出来。桌子上一头褪光了毛的大肥猪乖乖的躺着,脖子上的刀口还在滴血,男人们腰上扎着粗布围裙,一遍一遍的给死去的猪洗热水澡,洗一遍用钝刀刮一遍,像是给它搓澡一样。天太冷了,在等待下一次的水泼下来的空隙,先泼下来水的就结成了冰,桌檐下结了长长短短的冰溜子,夹杂着猪身上的皴,黑不溜秋的。但这一点不影响我们的好心情,女人们忙着切菜,往带着猪的体温的血里搅荞面,接下来,开膛、择肠子、剔肉、砍骨头,小叭狗和大黑狗摇着尾巴人前人后的乱窜。
我和小花站在大姨家的大门上,叽叽喳喳,还高兴地唱了一首刚学会的歌。大概小叭狗嫌我扰了它们,或是在跟大黑狗抢掉在地上的碎肉没占着上风,一时气恼,尖叫着奔我俩冲过来。我和小花慌忙跳下大门,四下逃窜,但我们哪里跑得过一只气急败坏的恶狗,它把小花扑倒,狠狠地咬了她大腿一口,回头又去抢食了。我吓得大哭,把小花搀起来,掀开衣服一看,四个狗牙印在冒血,我很害怕小花因此会死掉,村里曾经有人被狗咬过发疯而死,她是我新结识的好朋友,失去她我会很伤心,很伤心。
我把小花送回家,没敢去大姨家,闷闷的独自回家了。中午用水泡了一碗饭胡乱吞下去,想着一家人都在大姨家吃香喷喷的猪肉,而我一点食欲都没有。我很讨厌那个热闹的地方,他们明明是听到我俩的哭喊声的,但却没有人出来看一下,他们那么愿意陷入欢乐中,不愿意离开半分钟。
再好吃的猪肉也不能永远留在肚子里,爷爷说:酒肉穿肠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过年的花衣裳,那可不是每年过年都有的美事。那年母亲养的鸡没遭瘟,母亲抓了十几只水灵灵的大花公鸡去集市上换回来几十尺花布,准备给我们每人做一身花衣裳。我觉得母亲是把花公鸡的羽毛扯下来披在我们身上了,仿佛一张嘴就公鸡一样打出鸣来。大姐是不会领这份情,她才不稀罕花里胡哨的衣裳,她哭天抹泪地要买小华那样带隐格的绿迪卡裤子和大翻领的格子上衣。她被母亲打了一顿也不悔改,直到母亲又卖了两只大红公鸡,给她和二姐各买了一条绿迪卡裤子。
我是从来不敢提这样的要求的,巴巴的等着她俩穿小了,旧了,换下来给我,但那条绿迪卡裤子我好象没捡到,难道她俩把那条好不容易得到的绿裤子穿没魂了吗?
我是非常喜欢花衣裳的,母亲把做好的衣服挂起来,不许我们碰,要等到过年那天才可以穿的,趁她不注意,我偷偷地把脸贴上去,好柔软,有成熟的棉花田里的味道。母亲把每件衣服都做得肥肥大大,那是要我们穿上一年的,每件衣服都贴了两个大大的布兜,那肯定不是考虑美或时尚,无非要在过年的时候去给七大姑八大姨拜完年,她们会往我的大布兜里塞满糖果和瓜子,后来就装玻璃球,纸片子,布兜很容易被磨坏,在爬墙头时,一不小心,玻璃球就会从破损的地方掉下来,所以玻璃球会越玩越少,后来就都不见了。
我长久的盯着崭新的衣裳,红花绿地,多么新鲜、漂亮、干净,一点也不像姐姐们的旧衣服,一点光泽都没有,但它们是如何一天天变旧的呢?我一动不动的盯着,想看清楚它是被什么施了魔法,变得如此不经风雨,不经磨损,而不能一直保持新鲜的样子。
但鞭炮声响了,起初很远,稀稀落落的,后来,就近了,密集了,连成片了,许多旧的东西就此远去。新的、美好的日子开始了……
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