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高考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时候,看到考生和家长们为了开学而忙碌的情景,我耳边总会不由地一次次响起50多年前那半夜的敲门声。1965年,也是一个7月,从小失去父母的我好不容易高中毕业了。那是在国家的帮助、二姐的口中剥食以及自己勤工俭学的合力下,勉强挣扎到毕业的。接着,我又抱着孤注一掷的想法参加了高考。虽然明明知道考上了也念不起,但总希望国家能像往年一样,把未升入高校的学生分配当个小学教员。就在我每天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时,北京一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飞到了我的手上。在一阵激动之后,紧接着就是无限的惆怅。在我悻悻然而又无可奈何之际,二姐回到家里。当时姐夫当兵在外,她与双目失明的婆婆在家艰难度日,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但二姐却极力支持我上学。她认为,家里出个大学生很不容易,那么多亲戚不会袖手旁观的,每家凑一点,解决路费估计问题不大。然而在她奔忙几天后,手里仅攥着10元钱回来了,这10元钱正是她奔忙的结果。显然,亲戚们也无能为力。
那天晚上,天黑得不见五指,我和二姐在煤油灯下绞尽脑汁地筹划,但筹来划去,还是筹不出钱来。突然,咚!咚!咚!传来几声沉重的敲门声。夜深人静,那敲门声是那么不和谐。再听,似乎还有人的呻吟声。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去把院门打开,却没有人。我很纳闷,正要关门,突然发现地下躺着一个人。赶忙扶起来一看,原来是近邻的一位老太太,按村里辈分我该叫她老人家老姨。老姨70多岁了,双目失明,腰弯得直不起来。我把她扶到屋里,只见她双手沾满了土-——原来她是爬着过来的。她伸出那双饱经风霜的手,递给我一张揉得皱巴巴的两块钱人民币,颤抖地说:“这是我给你凑的两块钱,顶不了大事,在路上买口水喝吧!咱们村上几辈子才出了你这个念大学的人,说成甚也得念下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她的双手泣不成声地说:“老姨,我领情了!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这钱我实在不能收呀!”她说:“孩子,不要哭,要有点志气。这两块钱是我捣杏核赚的,来得正正当当,是老姨的一点心意。”我心想,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摸索着用锤子一颗一颗地捣杏核,手上受了多少伤呀?这两块钱浸透着她老人家多少血汗呀?这种钱我怎么能推却呢?我郑重地接过了那两块钱。
等我把老人送回去返回家中时,发现二姐的情绪非常激动。她一反忧郁愁苦的神态,果断地说:“宁叫憋死牛,不叫滚了坡。咱家那头半大猪,卖了!咱自留地那还没黄的玉茭,折价卖了!咱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书念下来!”就这样,我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上大学的5年,我享受到国家的最高助学金,没有再为学费、伙食费而发愁。但当我能亲自告诉老姨我大学毕业的消息时,我面对的却是她老人家的坟头。
二姐告诉我,老姨在两年前就去世了。老姨去世时,二姐就在她身边。老姨仍然关心着我读书的事,但却一句也没有提那两元钱的事,似乎她早已忘却。老姨临终仍然关心着我的读书,这件事使我想起来就潸然落泪,我仿佛又看见老姨那双颤抖的手在敲门,在举起那皱巴巴的两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