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当听到程老师去世的消息,赶到医院,在太平间见了老师最后一面之后,心里更是难受。一个多月的抢救,人已经成皮包骨了。
程老师的全名叫程虎歗,有时文章署名程歗,而教研室的老人,干脆叫他小虎。
老师生得黑瘦,学问做得也苦。当年的三大理论系教师,混日子很容易。给报纸杂志投稿,从现成的报刊上剪裁,一段一段的,中间自己加几个字。这样的货色,居然也能发出来。然而,程老师不这样,他要坐档案馆,资料都得自己找不说,冬天冻死,夏天热晕。他的第一本专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里面义和团的揭帖,乩语、坛谕,都是他一点一点,从浩若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拼出来的。
我认识程老师,其实有点偶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来人大读研,原本就是跟原单位的人斗气的结果。稀里糊涂入学之后,看了一些内部材料,又对照一些老师照本宣科的讲授,令我大失所望,失望到骨头里了。于是,我成天下围棋看武侠,逃掉了绝大部分的课。因为一睁眼,就上午11点了,就是想上,也没机会了。有一天,我鬼使神差地就起来了,进了教室,发现进来一个矮小黑瘦的老师,一坐下就开讲,当场就把我给震了,居然党史系还有讲课讲得这么好的老师?!
从此以后,我记住了这个老师。第一次登老师的门,发现老师住的地方,真真名符其实的是一个寒舍。一个小三居,住了三代人。老师的卧室里放了一个桌子,看书写作,都在这个桌子上。有客人来,哪怕是外国学者,都会被让到那只他平时坐的破椅子上,自己坐在床上。屋子所有的空间,包括床边,都放着书和塞着资料。也怪了,只要需要,程老师就能准确地把他要的书和资料找出来。就这样,我和程老师,一个在椅子上一个在床上这么聊。聊得兴起,他会从不知哪儿摸出一碟泡菜,一瓶啤酒,两人对酌,接着聊。更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就这样的塞满了书的斗室,居然还有好些古董和字画,有些简直就是稀世珍品。当然,只有他看得上眼的人,才有这个福分可以欣赏得到。程老师说,这些都是他当年单身的时候淘换来的,不值什么。
程老师出身徽商世家,当年的徽州,程姓是大姓。徽商都是儒商,所以,读书,玩古董,鉴赏字画,都是看家本事。只是,1949年之后,所受的教育就有点变了。尽管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但出身不好的他,一直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没有资格做党史研究,只好去做边缘的政治思想史。这反倒成全了程老师,当年的党史系,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一篇又一篇发文章的,只有他一个。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才评上副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而那些靠剪刀糨糊混出来的教授,却可以大大咧咧地对程老师指手画脚。
认识程老师之后,我结束了我的围棋生涯,开始做学问了。每天泡在图书馆里,直到闭馆,中午靠带个面包充饥。如是一年半,我写出了后来成为我第一本书《武夫治国梦》基础的论文。没想到,答辩的时候,有些老师却宣称因为我写的不是党史,想不给我通过。我当时很愤怒,我的同学,两个星期凑出来的论文,可以顺利过关,而我苦熬出来的论文,却要被枪毙。后来,枪毙的事儿,没有发生。再后来,程老师告诉我,他出面协调了,说这个论文是他们教研室想做的课题,交给张鸣做了。
临毕业,我跟程老师合作,写了一篇论文,讨论了古代的乡土中国。当年,程老师的《晚清乡土意识》一出版,真的是洛阳纸贵,相当的轰动。再后来,我成了他的博士生。
程老师早就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镇,但是,在人民大学,无论是党史系还是后来的国际关系学院,都没有他应得的地位。这又累及我们这些程门弟子,经常遭遇其他大腕儿弟子的白眼。每到这种时候,程老师都会笑笑,说一声,别跟他们计较,出水才看两腿泥,早着呢。程老师从上大学起,就习惯了夹着尾巴做人,早就习惯了,不争,不气,逆来顺受。
记得刚做他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他一次突然对我说,今后,你就是另一个我。可惜,现今的我,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学界,单打独斗了。在学界折腾了若干年,最终,我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程虎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