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为五湖长

第四十七章 儿为五湖长

王忱到荆州走马上任，面临的是经营近半个世纪、盘根错节的桓氏家族势力，他认为桓石虔、桓石民一辈的人才多已凋凌，谯国桓氏没有领军人物，然而时过不久，就领略到一位年青人的锐气，他就是桓温的小儿子桓玄。

桓玄，字敬道，小字灵宝，据传说出生之时，光照室内，占卜人很惊奇，故取名灵宝。出生时体重比平常的新生儿要重，桓温异常喜欢这个小儿子，临终以其为嗣，袭爵南郡公。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桓温临死时，怕世子桓熙才弱，不能独当一面，让桓冲统领他的兵众。桓熙与弟弟桓济和叔叔桓秘合谋杀害桓冲，被桓冲获得消息，先下手把桓熙兄弟迁徙到长沙，并称桓温留下遗嘱，以小儿子桓玄为继承人，当时桓玄刚刚五岁。守孝期满，桓冲和前来送行的府州文武官员道别，指着他们，抚着桓玄头告诉说：“这些人都是你家的老下属。”（此汝家之故吏也。）桓玄应声恸哭，涕泪覆面，酸感傍人，众人对这个五岁的儿童惊奇不已。桓冲抚养、疼爱桓玄胜过自己的儿女，每每看着自己的座位说：“灵宝成人，我当把此座还给他。”

桓玄个性张扬，敢作敢为，还是小孩时，和堂兄弟们各自养鹅来斗。桓玄的鹅常常斗输，非常恼恨他们的鹅。于是夜间到鹅栏里把堂兄弟们的鹅全抓出来杀掉。天亮以后，家人们大为惊骇，以为妖物作怪，告诉桓冲。桓冲莞尔一笑：“哪来的怪物，定是桓玄开玩笑罢了！”追问起来，果然如此。桓玄长大之后，生得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章。仗恃自己的才能和显赫的家族地位，总把自己看作是英雄豪杰，“以雄豪自处。”朝廷原本对桓氏家庭怀有戒心，更加不肯重用，王忱到荆州时，他已经二十岁，没有官坐。在东晋，出生于高门士族，又袭着公爵，却未被朝廷征召是很奇怪的事。

王忱非常年轻，自恃才气，性情高傲，放酒诞节。“年少居方伯之任，”朝廷中许多人对他任职荆州表示担忧，王忱不是一般嗜酒，嗜得厉害。魏晋以来，不拘礼法，任性放纵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怎么才能使任诞狂放、蔑视礼教的行为浑然天成，让统治者、道学家们挑不出毛病来呢？纵酒！酒后乱性，我喝多了，记不得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你们怎么怪我啊！象竹林七贤的阮籍醉后睡在邻家美妇身侧，还有脱衣裸形于屋中的刘伶，三日仆射周伯仁等等的“方外之人”实在太多，“日夕酣歌为事”的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痛饮酒”的王恭。王忱也是醉鬼一个，他说过：“ 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三天不喝酒，就觉得身体和精神不再亲近，肉体找不到灵魂了。酒喝大了，要么连月不醒，要么裸体而游，赤身裸体到处走。有一个典故，太过搞笑，如果放到今天的网络上，点击率准能突破吉尼斯记录，一个朝廷大员，军区司令员兼三个省的省委书记，当岳父家办丧事的时候，王忱喝醉了，“乘醉吊之，”岳父全家正悲伤，“妇父恸哭，”王忱领一大帮子宾客，都光着身子，互相挽着膀子，披散着头发，“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着棺材转三圈，扬长而去，这就吊丧。

就这么一个醉鬼镇得住自诩豪杰英雄的桓玄吗？一物降一物，王忱到荆州之后，“威风肃然，”上下安和。桓玄袭封南郡公，就住江陵，桓家门生故吏遍布荆楚，势力很大。有一次，桓玄去见王忱，通报的人还没回来，径直坐着车子闯进都督府，刚下车，一抬头，只见王忱站在厅堂门口，拿着鞭子敲打挂在门上的盾牌，“啪啪啪啪啪！”桓玄一看，这是待客之道吗？“大怒，去之，”走了！你爱走就走，王忱也不留。又一次，王忱见客，大盛仪卫，盔明甲亮，精神抖擞。桓玄一见这架式，说我要打猎，借我几百人。桓玄好猎出名，每次田狩，车骑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遮天蔽地。不过，这次他可不是想打猎，想试试王忱的胆量。王忱说好办，点去，“悉给之。”桓玄自此对王忱又是忌惮又是佩服。

桓玄受王忱裁抑，在荆州兴不起风浪来，便想换换地方，二十三岁那年，朝廷征诏下来，拜太子洗马。太子洗马什么官啊？不是蓝领，是白领。洗马的典故出自《国语》：“勾践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也”，后世沿续下来皆称洗马。“洗马”即在马前驰驱之意，就是说我是你的前驱。太子洗马就是太子的前驱，太子的侍从官。《汉书amp;#8226;百官公卿表》中说：太子太傅、少傅的属官有洗马之官。由此可见，太子洗马官不大。桓玄是公爵，公候伯子男列第一的，做太子少傅都有资格，去给一个太子少傅做属官，足见东晋朝廷对桓家的压制。奇怪的是桓玄同意了，在东晋时代，隐士非常受人尊敬，成为提高名声的一种手段，比如谢安直到四十岁才出仕，桓玄急着出来为什么呀？一是在荆州呆着没劲，二是想到别处转转，增长一下见识，桓玄有野心，他不甘心庸庸碌碌地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小鲍爵的神仙日子，他要象他父亲桓温一样叱咤风云，让天地为之变色。

临行之前，船泊荻渚（江中生满荻草的一小块陆地），王忱亲自去为他送行，“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玄）。”这里我们必须解释一下何为“服散”，对于了解两晋南北朝风俗、甚至北魏道武皇帝拓跋珪和明元皇帝拓跋嗣之死都有帮助。

散即五石散，它是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此方子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用于治疗伤寒（即古人所讲的风邪入侵），到了晋朝，正始名士何晏，因身体虚弱，常服五石散，由于药性猛烈，何晏改进前人的方子，一服之下，竟神明清朗，体力转强，也就大力推广。京师争相效仿，成为一种时尚。流行得这么快，不光是治伤寒，还有壮陽的功效，魏晋时期思想的解放，为社会带来性解放，士族们放纵官能，纵情欢娱，包括女性对性欲的追求也主动大胆。服石之风由此大为盛行，自晋一朝，名士多服用此散，不过药石大多有毒，服用此药以后必须以吃冷食来散热，因此又名寒食散。要寒衣、寒饮、寒食、寒卧，却要饮温酒，凭酒劲以发汗，来散发药性，避免中毒，服散后还要快步走，即所谓行散。

桓玄船中设酒款待，王忱不能饮冷酒，一次次催促，频语左右说：“叫他们温酒来！” 突然桓玄开始流涕哽咽，王忱一看，你怎么回事，心中不悦，站起身来要走，桓玄以手巾掩泪，对他说：“ 犯我家讳，和你有什么关系！”晋人的习俗，当着晚辈的面，称呼人家尊长的名讳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温酒”犯了桓温的名讳，是以桓玄要哭，不过并未因此生气，王忱叹息道：“灵宝的确旷达。”

来到京都，桓玄去拜见琅琊王，当时正赶上司马道子喝得酩酊大醉，坐上许多宾客，他半睁一双醉眼稀里糊涂地问身旁的宾客：“桓温晚途欲作贼，怎么一说？”桓玄闻听，大吃一惊，伏在地上，汗流浃背，不敢起来。谢万的孙子谢重当时是琅琊王府的长史，闻言举起笏板答道：“以前宣武公（指桓温）废黜昏君，辅佐圣明登基。他的功劳超过伊尹和霍光，至于大家的议论纷纷，请您公平裁决。" 司马道子喃喃道：“我知，我知。”随即举起酒杯说：“桓洗马，我敬你一杯酒。” 桓玄谢罪退出，心不自安，对司马道子恨得咬牙切齿。

这里涉及到东晋朝廷对大司马桓温的评价，桓温定蜀伐秦、克复旧都，总戎马之权，居形胜之地，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兵败之后，迁怒于朝廷，委罪于偏将，废主立威，杀人逞欲，不臣之心朝野尽知，为什么司马皇室加强皇权之后没有治桓氏家族的罪呢？仍然是东晋门阀士族与皇族共天下的结果，首先桓温篡位并没有形成事实，反迹未公开，与王敦不同；其二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司马曜这一支皇族才得以登上帝位，如果质疑桓温，司马曜正统地位将受到否定。东晋高门士族集团希望由他们自己秉政，反对桓温就等于反对士族权臣当权，所以谢重才有上述言语，谢重是谢安的侄孙，他的言行代表谢家，东晋另一大望族琅琊王氏在这个问题上也明确支持桓温，王珣就曾赞扬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使孝武帝不得不把反对桓温的人发往外任。司马道子只有借酒发泄一下对桓温欺凌帝室的不满，经谢重一提醒，马上转变态度，因为这一问题朝廷已经做出定论。固然如此，伸张王权的帝室与桓氏家族之间仍旧充满矛盾和相互的戒心。

太子洗马未做多久，桓玄出补义兴太守，义兴郡辖今江苏宜兴、溧陽一带，东临浩渺浑圆的太湖，境内湖泊众多，群湖相映，如同蓝色的仙境。美丽的景色难以抚慰桓玄那颗渴望建立功业的雄心，他在义兴的心情只能用五个字来形容：“郁郁不得志。”桓玄登上山岭遥望云水茫茫、金波闪烁的震泽（太湖古称），发出一声感叹：“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父亲是九州的盟主，儿子却只是五湖的一个小头领，桓玄难奈心中的愤愤不平，挂冠弃印而走，回荆州了，向着自己人生目标坚定地前进。临行，他给朝廷呈上一道奏章，愤懑之情溢于言辞：“我父亲辅佐皇家、平定祸乱的功劳，朝廷把它遗忘了，我并不再作计较。但是，先帝登上宝座，陛下接着得以继承大统，这些事，请陛下问一问那些谈论的人，是靠谁得来的呀？”

朝廷没有功夫理会他，公元392年，北魏登国七年，正值壮年的王忱去世，极有可能醉酒而死，朝野上下正在为荆州都督一职展开角逐。司马道子推出中书令王国宝，尚书左仆射王珣参与进来。王珣字元琳，王导的孙子，弱冠与谢玄一道成为桓温幕僚，俱为其所敬重，桓温曾经预测谢安四十岁出将，王珣成为国家重臣也不须等到白头发的时候，“谢掾（古代副官、佐吏的通称）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先前，王珣和弟弟王珉同为谢家女婿，谢安执政，为抑制王、桓两家的势力，两族猜嫌致隙，谢安先后让谢女与他们俩兄弟离婚，二族由此成仇。王珣拒绝朝廷给予的官职，直到谢氏失势，才重入朝廷，官拜左仆射（相当于副总理），领吏部。

西镇人选之争进行得异常激烈，王珣自以高门望族、资质才干足以胜任企望非常。当事情已经决定，诏令还没有发出的时候，王珣偷偷询问黄门侍郎殷仲堪：“荆州为什么还没有安排人选？”为什么要问殷仲堪呢？因为此人是黄门侍郎，属门下省，门下省是掌管宫廷机要的机构。我们在此讲一讲魏晋南北朝的中央行政机构。

魏晋南北朝的行政体制是从秦汉三公列卿制向隋唐三省六部制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行政体制，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但三省决策地位根据皇帝的倾向性在三者之间游移不定。

尚书台始建于汉朝，西汉时期的行政决策机构是丞相和三公，尚书在秦朝及西汉初年只是九卿中少府的属员，职责仅限于为皇帝收发事务。汉武帝时，为限制丞相的权力，把行政决策权牢牢地抓在皇帝手里，实行中外朝制，以架空相权。汉武帝提拔一批中下层官员，让他们充任自己的高级侍从，担任侍中、给事中、尚书等官职，出入宫廷，组成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形成中朝决策的格局。由此中枢体制发生变化，军国大事由皇帝先交给内廷议决，再交外朝官执行。这样，由宫廷侍从官组成的中朝机构掌握国家政务决策权，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退居执行政务的地位。中外朝制形成后，中朝机构地位崇高。东汉初年，尚书事权逐渐扩大，并随之形成内廷的办事机构尚书台，建立起庞大的尚书机构，并正式称为尚书台。尚书台长官总典纪纲，无所不统，从制度上取代了秦、西汉的丞相和三公。自此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最高行政决策机构。

尚书的实权高于三公，然品阶很低，隶属于三公属下九卿之一的少府，以尚书指挥三公，必定产生矛盾，影响政令推行。所以又创立了领或录尚书事制度，即用内廷高官领或录尚书事，总揽朝政。这样，领或录尚书事成为真正的宰相，三公仅是名义的宰相而已。尚书台正副长官分别为尚书令和尚书仆射，总领尚书台事。尚书台设立六曹尚书，分管具体政务，与尚书令仆射一起合称“尚书八座”。各曹尚书之下，设曹郎和令史，六曹尚书的职权基本囊括全国政务。

中书省起源于曹魏初年，曹丕称帝后，尚书台不再隶属少府，正式独立于宫廷，尚书省地位和职权的提高，显然违背皇室削弱相权的目的。曹丕将尚书台迁出皇宫外，而使尚书台完全转变为外朝行政机构，同时设立中书省，替代尚书的位置，主管出纳政令。中书省以中书令或中书监为最高官员，下设中书侍郎，负责起草诏令，设中书舍人和中书通事各一人，负责呈奏表章，以中书省执掌诏令发布权，具体政务则由尚书台独立负责。中书省权力又盛极一时，皇帝对具体政务的了解再度受到限制。曹丕为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把秦汉时期负责往来宫殿中传递公文的侍中，组成侍中省，又将侍奉乘舆的散骑组成散骑省，门下机构由此形成。其称为门下省，始自西晋。门下省以侍中为最高长官，黄门侍郎(或称给事黄门侍郎，后改称门下侍郎)是副职。门，指皇宫内门，因其门户漆以黄色，故又称黄门。黄门侍郎官职并不高，却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能够接触到朝廷机密。

殷仲堪告诉王珣：“已经有了人选。”王珣试探着列举大臣们的名字，一个个问遍了，殷仲堪都说不是。王珣很高兴，估量肯定是自己了，压住心头的喜悦，又问：“不是我吧？”殷仲堪又摇头：“好像也不是。”当夜，中诏出，任命殷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威将军、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王珣万万不曾料到殷仲堪能够获得荆州的委任，失望得对亲信说：“哪里有黄门侍郎却能担负起这样的重任！对殷仲堪的这种提拔，就是国家灭亡的预兆。”（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徵。）不仅他，同样大失所望的还有王国宝。

王忱死后，由于司马道子力挺，朝野上下不少人认为王国宝应该出任荆州刺史。王国宝的主簿有一天夜里封好一份报告送上来，上面写道：“荆州事已定！”王国宝非常高兴，当夜打开侧门叫主簿进来谈论当前形势问题，虽然没有说及出任荆州刺史的事，可是神情态度很安适，“意色甚恬”。到天亮，派人去验证打探，完全没有这回事。王国宝立即把主簿叫来数落一通，“你怎么能耽误人家的事情呢！”其实王国宝误会主簿所写的内容，人家说荆州事已定，并没说一定是你呀，你高兴得哪门子劲，王国宝责备他误事也有原因，你早说清楚，我是不是该托门子托门子，该想办法想办法，等到任命一公布，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

荆州都督的任命为什么这么重要？殷仲堪又是何许人也呢？荆州是主相之争中孝武帝的第二颗棋子，我们讲过，荆州和扬州地区是东晋朝廷的两处重镇，王恭执掌江淮军权后，孝武帝迫切希望借王忱的死再由自己人掌控荆州军权。王恭虽是外戚却也属于高门士族，孝武帝不可能再任命一个高门士族出镇荆州，是以王珣无望，选中出自下等士族的殷仲堪。

殷仲堪，陈郡人，祖父殷融，曾任吏部尚书。父亲殷师，担任过骠骑谘议参军和晋陵太守，赐爵沙陽男。殷仲堪从小善长文章，长大后颇能清言，曾经说过：“如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得舌间发涩。”由于他谈理精微，赢得众多士族的赞誉，挤身名流之列。谢玄闻其名，请他做自己府中的长史，尊重有加。殷仲堪是个大孝子，父亲常年有病卧床不起，他衣不解带地伺候，潜心研究医术为父治病，流泪给父亲煎药时熏瞎了一只眼。父亲死后，居丧其间过度哀伤形容憔悴。推崇孝道的孝武帝将他召入宫廷，拜为太子中庶子（太子侍从官）。殷仲堪的父亲得过心悸的病，听到床下蚂蚁走动的声音，就说是牛打架。有人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给孝武帝听，孝武帝不知道是殷仲堪的父亲，问殷仲堪：“那一个姓殷的得的病是这样吗？” 殷仲堪哭着站起来引用《诗经》中的话回答说：“ 臣进退维谷。”（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弄得孝武帝很惭愧，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孝武帝与殷仲堪亲近密切，无话不谈。殷仲堪后转为黄门侍郎，宠任隆重。

孝武帝任命殷仲堪都督荆州显而易见是冲着司马道子去的，用的是中诏，中诏即皇帝的诏令，官员的升迁调动罢黜一般由吏部任命，孝武帝害怕把持尚书台的司马道子委任他人，造成官员认可的既成事实，抢先一步，连夜出中诏任命殷仲堪足见形势的紧迫。

殷仲堪毕竟处于下等士族，得不到朝廷官员们的认可，王珣的话代表高门士族的态度，殷仲堪有什么资格！那么为什么殷仲堪能够顺利地出任荆州呢？仅仅获得皇帝的宠幸是不够的，都督江淮的王恭，都督雍州的郗恢，包括死去的王忱，哪一个不是高门士族，王珣算尽朝中大臣就没算他。朝中有一股暗在的势力在背地里悄悄支持，谁呢？桓玄！王忱在荆州时压制桓玄，桓玄自然不希望再出一个强力的人物。殷仲堪人微才弱、根基不厚正是桓玄所希望的。《比丘尼传》卷一《简静寺支妙音尼传》中记载，桓玄派人去求妙音为殷仲堪图谋荆州之职，当孝武帝就此事征求妙音意见时，妙音答道：“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说朝野内外公认殷仲堪显然是假话，意虑深远也是夸张之词，妙音如此回答必然受人指使或收受贿赂。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桓玄动用桓氏家族的力量在朝廷中暗暗地支持起到重要的作用。

桓玄的心机没有白废，殷仲堪上任后，由于资望犹浅，只得使用小恩小惠收拢人心，对大政方针没有魄力采用切实有效的措施，当政过于依靠桓氏家族的力量，桓玄重新崛起，“（桓）玄复豪横，士民畏之过于（殷）仲堪。”

孝武帝控制住江淮和荆州的军事力量，完成地方权力的更替后，准备对司马道子下手，他立自己的儿子司马德文为琅邪王，把原琅邪王司马道子改封为会稽王。司马道子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危险，仍旧我行我素、专权奢纵、不可一世。宠爱优伶出身的赵牙、钱唐捕贼吏茹千秋，用赵牙为魏郡太守，茹千秋为骠骑咨议参军，这两个人出身低贱，靠贿赂、谄媚起家，引起文武官员们的不满。

赵牙为司马道子另建东第，堆积假山，挖掘水池，人工和资金耗费十分巨大。“筑山穿池，功用巨万。”孝武帝曾经到司马道子的府邸，看过后，略有不满地说：“府内有山，当然很好，但修饰得太过分了。”司马道子无言以对。孝武帝走了之后，司马道子对赵牙说：“如果皇上知道这山居然是用人力堆积成的，你一定就得死了！”赵牙满不在乎地回答：“有您在，我赵牙怎么能够死呢？”不仅没有收敛，他为司马道子营建居所游宫越来越奢侈。茹千秋更是卖官鬻爵，招权纳贿，搜刮的钱财加在一起竟有上亿。

借着大臣上疏弹劾，孝武帝准备下旨废黜司马道子，风向急转直下，连王国宝也见风使舵，投靠到皇帝那边。司马道子为他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在宫廷中看到王国宝时大加斥责，把宝剑掷到地上，以示绝交。眼见司马道子失权，那位昆仑奴太后赶忙出来劝解，中书侍郎徐邈的一番话改变了孝武帝的态度，他说：“汉文帝刘恒是一位英明的君主，曾经后悔自己处死淮南王刘长的事。世祖司马炎聪明豁达，也不能不对齐王司马攸深负愧疚。兄弟之间的关系，实在应该更加慎重。会稽王司马道子虽然有嗜酒好色的坏毛病，但也应当加以宽容担待，使大家的议论逐渐消失。外为国家之计，内慰太后之心。”徐邈说了这么一大通，关键只有一句话，“外为国家之计，”意思说，还得留着他为您防着那些个权臣啊！孝武帝采纳他的劝告，对司马道子恢复了与过去一样的信任，“复委任道子如故。”

家天下的弊端即在于此，明知宰辅非人，却不能任用贤者，直到宋明清之际，大臣们全都成为皇家的奴才。请看下一集“又一个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