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是她的男人——唐高宗李治。
史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个宝贝儿子,一直是不怎么放心的。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在两仪殿接见群臣,当着李治的面问:太子的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吗?长孙无忌回答:太子虽未出宫门,但天下人无不钦仰其圣德。太宗又感慨地说,老百姓都这么讲:“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长孙无忌又说:陛下骁勇,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正是皇天所赐,苍生之福!
长孙无忌的话在理论上并不错。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李世民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不过他同样没想到,李治不但柔弱,而且“好内”,喜欢听女人的。
这都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
李世民对李治的教育是抓得很紧的。看见他吃饭,就说:你要是知道种田的辛苦,就总会有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他要是知道不让马太累,就总会有马骑了。看见他坐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就是水,君就是舟。看见他站在树下,就说:木头有墨绳就笔直,元首听意见就圣明。真可谓用心良苦。李世民还专门写了一本叫《帝范》的书,教李治如何做皇帝。
李治的表现也不差。刚当皇帝时,他是很虚心的。有一天,李治外出打猎,正碰上下雨。李治问谏议大夫谷那律: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谷那律回答说:用瓦做就不漏了。李治明白这是在劝谏他不要因好打猎而荒于朝政,很高兴地赏赐了谷那律。对那些不该赏的,他也不留情面,颇能做到赏罚分明。他的叔叔腾王李元婴和哥哥蒋王李恽(音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在赏赐诸王时,李治就独不赏腾王和蒋王,说:腾叔和蒋兄反正自己会捞钱,就不用赏什么东西了。给他们两车麻绳,用来穿铜板吧。羞得二王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蠢。
然而他的心病却很重。
李治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一,如何摆脱先帝的陰影;二,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三,如何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三个问题出发的。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唐太宗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李世民这个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李治简直就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但,创业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他怎么都走不出先帝的陰影。
权臣们也是一个麻烦。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即便不谋反,总把自己当小孩子,也很可气。李治看得出,这些老家伙并不好伺候。就拿长孙无忌来说,名字叫无忌,其实无所不忌。唐太宗因李治仁弱,恐怕难守社稷,曾打算另立英武果断的吴王李恪为太子,便遭到长孙无忌的断然反对。因为李恪不是他妹妹长孙皇后所生,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结果,李恪不但没能当上太子,而且在李治登基后被长孙无忌谋杀,办法就是后来武则天对付他的那个——诬以谋反。李恪临死时曾大骂说:长孙无忌窃弄权威,陷害忠良,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史家也认为长孙无忌诬人谋反,反被人诬,多少有点算是报应。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陽公主及驸马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陰谋废去高宗,另立荆王李元景为帝。此事与吴王李恪并无关系。长孙无忌因为曾经反对立李恪为太子,害怕李恪报复。为了去掉这块心病,便诬陷李恪插手,并亲自提审案犯,动用酷刑,锻炼成狱。李恪被赐自尽。
其实就算长孙无忌他们无忌,李治也有忌。李世民尚且猜忌李世璾,李治怎么就不猜忌长孙无忌?专制政治,最忌权臣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不杀了这些大尾巴羊,自己是睡不着觉的。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这只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头羊的小羊,性格内向,内心羞怯,一见到长孙无忌他们那狼一样的凛然目光,心里就犯怵。他们连太宗皇帝都敢顶撞,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但是,又能和谁商量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酷,朝臣们又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感到了“高处不胜寒”。
这时,上帝把武则天派来了。
李治和武则天一见钟情。两个人的偷情 ,开始时可能出于一时的冲动。但很快,李治就发现,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喜欢那些比自己年龄大、介乎母亲与姐姐之间的女人,就像那些特别具有男子汉气质的人,往往喜欢比自己小、介乎妹妹和女儿之间的女人一样。更何况李治还惊喜地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的,正是自己身上没有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与自己的多愁善感、柔弱任性、优柔寡断、羞怯无为正好相反。李治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他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解决他面临的三大难题。为此,他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女人推上皇后的位子。这是长孙无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框框,更弄不清这位年轻的皇帝心里到底想什么。
李治寄希望于武则天的,也正是她想要做的。
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武则天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加上她那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比她老公李治更得心应手。她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要先做什么事得放一放。正是靠着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她一步一步登上峰巅。
当上皇后以后,武则天最迫切要做的事,除废掉太子李忠,另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外,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这件事情她和李治有共识,甚至李治比她更有切肤之痛:李治已经尝到了元老派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滋味。如果这些元老重臣们动不动就联合起来和自己对着干,那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当武则天提出要重赏并提拔拥护她当皇后的那些人时,李治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其实,李治对这些人也是心存感激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他提出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时,朝臣们基本上是一边倒的。除少数默不作声的外,大多数人都站在长孙无忌他们一边,而且一个个都那么愤激、冲动,好像他李治犯了多大错误似的。这事他想想就寒心,想想就后怕。这大唐的江 山,究竟是他李治的,还是长孙无忌他们的?幸亏有许敬宗、李义府他们出来说话。他还记得,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的,是李义府;在朝堂上为他大造舆论的,是许敬宗。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就像一个在荒郊夜色中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在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这种支持来自非常卑微的人。不!正因为支持者是那样卑微,这种支持才更加弥足珍贵。李治从心底里赞成武则天对这几个人的重赏和重用。这样的人不赏,赏谁?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应该把这些人提拔起来,让他们和长孙无忌的元老集团 抗衡。
李治有这样一些想法是很自然的。他当然不会这样去想:这些家伙究竟算是自己的队伍,还是武则天的人马?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些家伙对自己的支持,并非都是出于什么正义、公道、原则,或是出于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他们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且事先经过了反复的掂量和考虑,这才决定出来豪赌一把,并把赌注押在武则天这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身上。
至少李义府是这样的。因为李义府是小人。
李义府这个家伙,在当时的政坛上,名声是很臭的。他的外号叫“李猫”,意思是和猫一样,外表柔顺,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这样一个名声极坏的家伙,又是敌对集团 的人(李义府的靠山是刘洎,刘洎是魏王李泰一党 ,和长孙无忌、褚遂良是死敌,后被褚遂良陷害),长孙无忌当然容不得他,便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恐慌之极,问计于王德俭。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李义府忙问是谁。答曰武昭仪。李义府摇摇头说:恐怕不行吧!皇上早就想立武昭仪为后,一直没能成功。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王德俭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人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武昭仪的事办不成,是因为没人支持。如果你出来支持,岂非雪中送炭?武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能没好处吗?李义府这才成了支持废王立武的第一个“英雄”,也成了因为此事最早受惠的人。
此后李义府一直青云直上步步高升,成为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狗总是改不了吃屎的。李义府当政以后,大概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卖官。《旧唐书》说他“专业卖官为事”,竟是个“卖官专业户”。因为贪得无厌,他连长孙无忌孙子的贿赂也收,卖给他一个司律监的官职。其他的坏事干得也很出格。洛陽有个女犯人长得很漂亮,他竟命令审判官毕正义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东窗事发后,又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最后,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民愤太大,加上他小人得志,仗势欺人,飞扬跋扈,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弄得天怒人怨,终于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捕下狱,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死在流放地。死后,韩野额手称庆,拍手称快。
许敬宗倒没有这么恶劣,也并非不学无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他就进了文学馆,和杜如晦、房玄龄、孔颍达、虞世南等人同为十八学士,成为李世民的政治顾问,资格是很老的。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著作等身,曾总修《五代史》、《晋书》,是个历史学家。不过此人的人品和史德都不怎么样。他的父亲在隋末江 都兵变时被害,他贪生怕死,不敢营救。封德彝把这事说了出去,他又忌恨封德彝,在给封德彝作传时,添油加醋,“盛加其罪恶”。其他人如果给他送礼行贿,他也不吝吹捧粉饰之词。学问做到这个程度,实在应该算是道德败坏了。
不过,武则天和李治此刻还顾不上这么多道德的考虑。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队伍,集结自己的人马,而无论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
李义府之流的得势,和褚遂良等人的被贬正成鲜明对照。人们开始认识到,得罪武则天,就是得罪皇上,甚至可能比得罪皇上还糟糕,决没有好果子吃。相反,投靠武则天,就是站在皇上一边,肯定青云直上。于是,一些犹疑不决持观望态度的人认清了形势,一些原先受排挤受压制的下层官吏和寒门士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原本就见风使舵善于钻营的小人更是有了可乘之机。武则天的旗帜下开始集结人马,她的队伍壮大了起来。
但,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骂名:亲信小人,重用匪类。
武则天并不喜欢小人。没有人会喜欢小人,连小人都不喜欢小人。可是,正人君子们都不和她合作,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反对她的那些人,也不见得十分干净,也做过亏心缺德事吧?褚遂良诬陷过刘洎(音记),长孙无忌陷害过李恪。他们的手下,也有不少是小人。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既然如此,就不能再谈道德问题,只能靠政治态度来划线了。
不过,武则天重用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并不完全是为了酬劳他们的拥立之功,也不完全是因为无人可用,还在于她深知小人有小人的用处。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陰谋家、野心家、独裁 者最趁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尤其是搞宫廷斗争时,小人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正人君子不肯、不敢、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 给小人去做,而且包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何况小人用起来比君子更顺手。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陰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君子务虚,小人务实。有君子作榜样作楷模,人们自觉忠君;有小人作耳目作打手,大家不敢谋反。一个高明的君主,是一定两种人都要用的,就像大棒和胡 萝卜缺一不可一样。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就大量起用正人君子,如狄仁杰。但现在还不行。她还得依靠小人,为她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人的作用无非四种:帮忙、帮闲、帮腔、帮凶。李义府没多少能耐,只能帮腔;许敬宗满腹经纶,便可以帮凶。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洛陽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为太子掌管书籍的侍从官)韦季方和监察御使李巢两人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李治派许敬宗审理此案。许敬宗想到了当年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谋反案诬陷李恪的事,如法炮制,捏造了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李治不敢相信,许敬宗说证据确凿。李治伤心地哭着说:我家太不幸了,亲戚中总是有人居心不良 。前几年高陽公主和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是这样,真叫朕羞见天下人。许敬宗煽动说:房遗爱乳臭未干,高陽公主是个女子,他们谋反,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可就非同小可。他帮先帝夺取了天下,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智谋;他当宰相三十年,天下人都惧怕他的权威。陛下还记得宇文述吗?臣可是亲眼看到过隋炀帝对他们一家的亲爱信任。那可真是权宠 无伦,势倾朝野,言听计从,不分彼此。结果怎么样呢?炀帝还不是被宇文述的儿子杀了?前车之鉴,陛下该不会忘记吧?
李治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太宗皇帝曾多次对他说过:隋炀帝死于非命,就因为对宇文父子太宠 幸、太信任了。于是李治又流着眼泪说:就算元舅真的这样,朕也不忍杀他。杀了元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许敬宗这时又再次发挥他历史学家的作用了。许敬宗说:汉文帝的母舅薄昭因杀人获罪,文帝命百官往哭,含泪把他处死,至今人称圣明。长孙无忌的罪大得多,陛下有何不忍?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陛下如果姑息养奸,将来变乱生于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李治完全被这个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所说服。他不再过问长孙无忌的案子,全都交 给许敬宗去办理,甚至没有差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四月二十二日,长孙无忌的官爵封邑被剥夺,贬往黔州。牵连到此案的柳奭、韩瑗被除名,于志宁被免官。七月,许敬宗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中书舍人袁公输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招供反状并自缢。接着,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或贬,或杀,或充军,或除名。可怜长孙无忌一代英豪,两朝元老,三十年相国,数十载经营,权势熏天,盘根错节,却只因许敬宗摇唇鼓舌,血口喷人,便一朝倾覆,土崩瓦解,整个集团 被连根拔掉。谁说舌头不能杀人?
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武则天在此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可以肯定,她是拍手称快的。就连李治的角色也很暧昧 。表面上看,他是受了许敬宗的蒙蔽,稀里糊涂地杀了舅舅,而且一直于心不忍。但没有他的首肯、默认、纵容,许敬宗能有那么大的狗胆,又下得了那么重的毒手?也许,李治也好,武则天也好,都没给许敬宗什么指示或暗示,一切都是许敬宗自作聪明的投其所好。这其实也正是小人的本事。他们总是能知道主子想要什么想干什么,然后主动把主子想干又不便明说的事办好。这同时也是小人的可怜之处:他们不但必须帮主子干坏事,还必须帮主子背罪名。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
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他发现,除掉了长孙无忌集团 后,权力好像并没有回到自己手上。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是不开心。
有一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这件事是武则天的那个走狗李义府引起的。李义府这个家伙,仗着自己是武则天的亲信死党 ,又掌握着选官之权,便公然鬻官卖爵,为非作歹,连家人也横行不法,弄得民怨沸腾。李治看他闹得太不像话,便把他叫来,语气温 和地对他说:爱卿的儿子女婿都不太谨慎,多有不法之事。朕倒是可以帮爱卿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他们才是。谁知李义府勃然变色,脖子腮帮都涨得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李治心想,这难道是臣子在对皇上说话吗?他强压怒火,说:只要朕说的是事实,何必问朕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李义府这个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居然连朕都不放在眼里,简直可杀!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一想到这条狗的主人,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他对他那位皇后娘娘,是越来越看不懂摸不透了。他对他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弄不清搞不明了。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他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江 山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他又觉得这江 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则天的。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他一时兴起,决定废掉武后。可惜诏书墨迹未干,就被武则天发现,计划也就随之流产,还搭进去宰相上官仪的一条性命。十一年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他打算彻底退位让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皇帝让给武则天去做,自己图个清静,安享晚年算了。他的胡 思乱想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说这种想法既不敬天(天道陰陽岂可颠倒),又不法祖(祖宗基业岂可送人),甚为不当。他又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这倒是可以的,然而李弘却在这年四月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一旦当了皇帝,就和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惟一的羊,而且狼们还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他们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这狼群中突围,他只能顺其自然,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李治的健康也越来越差。在他登极十一年、武则天册立为皇后五年后,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 给皇后处理。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患风痹;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管不了许多。
然而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显庆五年李治生病以后,她就开始参预朝政,并表现出她的政治天才。麟德元年,废后陰谋破产后,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她和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大典的先例。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她改称“天后”(李治则称“天皇”),已非一般皇后可同日而语。同年,她又发布改革政治的十二条施政纲领,实际上已成为大唐王朝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李治病逝(终年五十六岁)时,她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武则天在李治死后接管大唐政权,应该说并不奇怪。从公元655年册封,到683年李治去世,武则天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她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她一直活跃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在武则天当皇后的头十年(公元655年至664年)里,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李治日日临朝,武则天临朝大体上只是偶一为之。中间十年的“二圣时期”(公元664年至674年),李治和武则天同时临朝。进入“天后时期”(公元 674年至683年)以后,武则天便日日临朝,李治临朝反倒是偶一为之了。李治和武则天的位置,正好掉了一个个儿。
武则天能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她要求参加封禅,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爱出风头,没想到这是在造舆论。她上书谈论改革,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心血来潮,没想到这是在讲政治。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来宫中修撰史籍,也没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武则天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武则天特地提到了太宗皇帝的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大家还是没想到这事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们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野心。直到那些为武则天编撰书籍的“北门学士”这些人经武则天特别批准,可以不经过百官办公的南衙,直接从北门进宫。北门是皇宫后门,乃皇家重地,只有皇帝、后妃、太子、王公才可出入。因此这些可以“走后门”的学士便被称为“北门学士”。终于有一天出现在殿堂之上,对朝廷的舆论和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则天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为自己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还要为自己组织一个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娘娘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
有如此之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的准备,武则天距离帝位其实已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