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也是被刘邦杀掉的,尽管直接下手的是吕后,也尽管刘邦为此忍了很久。
韩信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差不多一半是刘邦,一半是项羽。与刘邦一样,他也是一个能忍的人。南昌亭长嫌弃他、戏弄他,他忍了。拍絮漂母可怜他、数落他,他忍了。后来,淮陰县城的市井无赖故意羞辱他,他也忍了,而且当真从流氓 无赖的胯下爬了过去,引得满街的嘲讽耻笑。说实在的,能忍如此之辱,并不容易。有哪个血性男儿能受此侮辱呢?就连韩信自己,也是几近忍无可忍。司马迁说他听了那无赖的话以后“熟视之”(盯着他看了很久),其间大约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吧!但最终,他还是忍了。毕竟,忍,不等于怕。
韩信能忍,因为他也“其志不小”。以当时之情势,韩信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拔剑杀了那小子,要么从那小子胯下爬过去。但杀了他,他自己也要抵罪,志向抱负什么的也就统统谈不上了。因此,他决定忍。这一点像刘邦。你想,刘邦同意封韩信为齐王,等于接受城下之盟,不多少也有点接受胯下之辱的意思吗?正因为他们都能忍,所以,刘邦这个当初一无所有的人,才成了皇皇炎汉的开国帝王,韩信这个当初人见人嫌(人多厌之者)的人才成了秦汉时期的一代名将。
然而,韩信虽无匹夫之勇,却有妇人之仁。
在楚汉相争的最后关头,韩信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用项羽的说客武涉的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二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因此,武涉和蒯通的意见是一致的,即韩信应该取中立态度,谁也不帮,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个建议如果当时被采纳,则《三国演义》的故事,只怕就等不到曹操、刘备、孙权他们来演了。
可是,孙权的这个老乡却没有孙权的魄力。他犹豫过来犹豫过去,最后还是下不了背叛刘邦的决心。因为他觉得刘邦于己有恩,终不忍背叛。他对项羽的说客说,当初我事奉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我大将军印,给我数十万兵,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省下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言听计从,这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一个人,这样亲爱信任我,我背叛他,不吉祥啊!
当然,韩信也还有几分侥幸,总以为自己有功于汉,终不至于真的兔死狗烹。总而言之,说到底,还是“不忍”。不忍,就正是妇人之仁。于是,有着妇人之仁的韩信,最后还是被那个不仁的妇人吕后给收拾了。
刘邦收拾韩信,是一步一步来的。也可以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就在韩信发兵帮刘邦打败项羽没多久,刘邦就突然袭击夺走了韩信的兵权(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然后借口“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 楚风俗”,把他打发到下邳(今江 苏省邳州市)当楚王。这种事刘邦以前就干过一回。他曾在某个清晨佯称汉使,飞骑驰入军营,趁韩信和赵王张耳还没起床 ,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走印符,调兵遣将,弄得韩信和张耳大惊失色。这一次又故伎重演,趁着平定鲁国的机会,突然“还至定陶,驰入齐王(韩信)壁(军营),夺其军”。有过经验教训的韩信,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在两次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 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优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各有不同。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御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 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韩信就是一只会打鸣的红毛大公鸡。杀与不杀,就看猴子跳不跳,也看公鸡乖不乖。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他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陰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
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翦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6年,陈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说起来萧何也是韩信的恩人。当年如果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又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也就当不上大将军。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萧何是要设计捉拿他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