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亮当权

第十七章 庾亮当权

公元325年三月，晋明帝之子，年仅五岁的司马衍即皇帝位，成为晋成帝，年号咸和。群臣认为成帝年幼，请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总摄万机。根据晋明帝司马绍的意向，王导录尚书事，与太宰、西陽王司马羕、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参辅朝政，又形成了宗室、外戚、大臣互相制约辅政的朝局。

太后临朝，权力难免不向外戚倾斜，成帝的舅舅庾亮开始排除异已，欲要总揽大权。王敦之乱后，王氏家族丢掉军权，王导虽为三朝元老仍在机枢，势力不象先前那般强大，时常称病不朝，不插手朝廷政务。

有两则故事可窥见王导此时的心思：王导晚年几乎不再处理政事，只是在文件上签字同意，自叹道：“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人家说我老糊涂，后人当会想念这种糊涂”。表面看上去王导在学曹参，萧规曹随与民休息，实际当时形势与曹参执政时相去甚远，王敦之乱后百废待兴，有什么要休息的？为什么他以前不愦愦，现在却要愦愦？王导实在避祸，避庾亮之祸。另一个故事是王导在一个大夏天去看望庾亮，发现他正在处理公事，王导说：“暑，可小简之。”（天气热，可以稍为简略一些。）庾亮答道：“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如果您留下些公事不办，天下人未必认为妥当！”两人态度迥然不同，庾亮冒着酷热办公，王导却话中有话，委婉地劝他不要把大权都搞到自已手里，庾亮当然不听，也浑然不觉。

与王导步步退守不同，司马宗室的力量却日益膨胀，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亲典禁兵，曾在晋明帝生病之时，拒绝给庾亮宫中的钥匙，并斥责他说：“这是皇宫，难道是你家的门户吗？”司马绍病危，一概不见大臣，颇有托孤宗室之意，庾亮强进宫门，直入寝室，“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司马）羕与（司马）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庾亮劝阻司马绍不要单独托孤宗室，一定要与大臣共同辅政，才能确保政局稳定。司马绍终于被说服，“帝深感悟，引（庾）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主张共天下的庾亮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应该说统治阶级内部民主制更适合东晋王朝的实际情况，从后世晋孝武帝加强皇权成功而导致东晋王朝走上末路来看，庾亮实为东晋立了大功。

可惜庾亮并未就此罢手，在他以帝舅身份独操大权之后，对宗室进行大清洗，这就是久历世事的王导反对的原因。

庾亮快刀斩乱麻，一面指使人弹劾南顿王司马宗谋反，一面派人抓捕，司马宗拒捕被杀，其三子废为庶民，西陽王司马羕削去王爵。司马宗是汝南王司马亮之子，司马羕是辅政大臣之一，而庾亮随意剪灭，也不向晋成帝上奏。直到苏峻之乱后，晋成帝还不知道司马宗已被杀害，他问庾亮，“往常那位白头公何在？”庾亮奏道：“司马宗谋反伏诛”。晋成帝流泪道：“舅舅说人家作贼，便杀之，如果人言舅舅作贼，又该如何？”庾亮大惧，变色，无言以答。

庾亮的独断专行很快激起变故，司马羕及其他宗室子弟逃往历陽（安徽和县），投靠苏峻。苏峻是流民帅，因讨伐王敦有功被封为历陽内史，手下有精兵一万。庾亮担心司马羕与苏峻结合会对自己不利，征召苏峻入朝拜大司农，明升其官，实夺其兵权。高门士族世代为官有政治基础，象苏峻这样的寒士，如果丢掉兵权，谁能保证他做多久的官？他手下的将士是打北方一路追随他南下的，历经百战，朝廷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军队是他的命根子，苏峻肯放弃吗？这不摆明要逼反人家吗？王导和卞壶强烈反对，王导说：“（苏）峻猜险，必不奉诏，不若且包容之。”卞壶更加直白，指出问题的严峻性，“苏峻拥强兵，逼近京邑，路途用不了一个早上便可到达，一旦发生变乱，容易出差错，应当深思熟虑。”庾亮刚愎自用，拒不听从。镇守寻陽的江州刺史温峤也连连写信劝阻此事，庾亮竟然回信说：“吾忧西陲过于历陽，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庾亮什么意思呢？他说呀，我最担心的不是历陽苏峻，而是荆州刺史陶侃，庾亮的敌人真不少，他怎么把陶侃也得罪了？

说起陶侃，我们很陌生，如果提到他的曾孙陶渊明，则无人不知无人晓，看来官做得再大也不如一田园诗人-艺术家。陶侃字士行，鄱陽人。父亲陶丹，东吴一将，吴亡败落，陶侃早孤贫，为县吏。庶族小品，不为人知，初为孙秀赏识，后为荆州刺史刘弘器重，以将才起家，参司马越军事，平叛江南，名声大震，官拜武昌太守，为王敦所忌，排挤去广州做刺史。王敦之乱平定，陶侃替代王舒为荆州刺史。他与祖约在平定王敦叛乱之时都立过大功，却未列入顾命大臣的行列，二人同为强藩，一致认为庾亮从中捣鬼，对其大为不满，所以庾亮才让温峤出镇江州以备陶侃。

虱子多了不咬人，庾亮四处树敌，蛮不在乎。苏峻不乐入京，甚至表示愿意去荒凉的北疆青州之地北伐自效。他上表说：“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无用家为，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庾亮不准，派使者召他速赴京师，苏峻对使者道：“台下云我欲反，岂有活理！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我宁可在家乡遥望朝廷，也不能在朝廷泣望家乡）。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应烹，我便是死了也要向造谣者报仇！”公元328年正月，苏峻与祖约一同起兵，渡过长江，杀向建康，声讨庾亮。

苏峻避开石头城，抄小路攻入建康，庾亮置小皇帝于不顾仓惶出逃，不过庾亮还算镇定，临危有名士之风。庾亮乘坐小船出奔，乱兵竞相掠夺抢劫，庾亮的左右侍从用箭射击乱兵，结果误中船上舵手，应声倒入江中。船上人都大惊失色，准备逃散。庾亮安坐不动，缓缓地说：“此手何可使著贼！”（这种手法怎么能让他来射敌人呢！）大家这才安定，小船一路逃到江州。

苏峻挥军入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驱役百官，裸剥士女，哀号之声震动内外。”小皇帝被挟持，庾后忧惧而死，时年三十三岁。苏峻自任骠骑将军，祖约为侍中，王导还任本官。

庾亮逃到温矫处一同商议平叛的事，温矫说，只靠我江州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去请荆州的陶侃，一则荆州兵多，二则陶侃是位名将。庾亮摇头说怕不成，陶侃不会来。

庾亮与陶侃的矛盾，归根结底是高门士族与下品庶族之间的矛盾，亦是玄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比方说，西晋以来的社会风气，“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陶侃对此深恶痛绝，他非要管事，整天坐在衙门里，军中府中所有的事，必须亲自察看，亲自参与，不曾有片刻清闲。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乃惜寸陰；我们平常人，当惜分陰，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活着的时候对社会没什么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是自弃也！”

高门士族什么活不干，走路有人扶，出门做车，马都不会骑。陶侃偏就没事找事，在广州任刺史的时候，天天早晨起来没事把一堆砖搬书房外面，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还要北伐中原呢，过分的悠闲安逸，恐怕不能承担大事。

东晋名士除了好酒常醉不醒之外，就是一天天摇着麈尾清谈。陶侃则饮酒必限三杯，属下参佐不认真做事，言谈戏耍荒废政务，轻则严加训斥重则加以鞭笞，把他们的酒器、赌具、麈尾一并扔大江里。

名士尚玄学，陶侃非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这不是跟高门士族对着干吗？这种人一旦执政，会有名士们好果子吃？因此庾亮对他非常排斥，也难怪陶侃怀疑他私下捣鬼把他排在顾命大臣之外，想当年晋明帝把他安排在荆州就是对抗门阀士族的。

温矫对庾亮说，您猜忌陶侃不是没道理，陶侃寒士，与我们志趣不同，不过，他还是个忠臣，您派人去请，他一定来！

使者到了荆州，陶侃还真记恨前嫌“以边将不敢越职为由”不想出兵，后来想了想，还是天下大局为重，终于答应共赴国难，西军以陶侃为盟主，发兵四万杀向建康，“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

京师内的王导一面矫太后之诏，令三吴（吴兴、吴郡、会稽）起兵勤王，联络扬州刺史郗鉴南下，一面策反苏峻的队伍。

双方相持不下，自公元328年五月一直打到九月，好在北方的前赵与后赵的大决战也在同时展开，南北双方各打各的，互不妨碍。在陶侃、王导双方的努力下，各地联军与苏峻在石头城展开决战，苏峻恃勇轻敌陷入阵中被杀，苏峻之乱平定。

建康满目疮痍，宫阙化为灰烬，温矫建议迁都豫章（即今南昌），应该说温矫的建议并没有什么暗藏的私心，三吴豪强乘机请求迁都会稽（在今浙江绍兴），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他可不能把朝廷置于吴姓的控制之下。他搬出孙权和刘备的话：“建康王者之宅”，古代的帝王，不一定因为财富的丰俭迁都。如果不修农事，那么乐土也会变成荒墟。北方未平，窜于蛮越，是向胡人示弱，决非良计！迁都之议遂罢。

庾亮上表请罪，求归山野，成帝司马衍手诏不准，并说“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庾亮无地自容，自乘扁舟下野，上表说：“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塞四海之责。”司马衍闻报，马上下令地方官员扣留庾亮的小船，请他回来做官，小皇帝知道自己现在尚离不开这位有雅坐的舅舅。

苏峻之乱后，庾亮声威大损，迫于王导之逼，被迫放弃中枢权力，请求外镇效命，以塞天下人之口，小皇帝任命他为豫州刺史，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迁镇武昌，成为长江中游强藩，坐镇荆楚，遥制朝廷。平静掩盖下的血雨腥风飘然而至，新一轮的王庾之争再度展开。

庾亮手握强兵，虽居武昌朝廷政令多出自他手，王导逐渐不满，每有西风扬起尘土，他便以扇拂尘，缓缓道：“元规（庾亮的字）之尘污脏人！”

晋成帝司马衍接到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导之侄）的密奏，庾亮的弟弟豫州刺史庾怿派人送了一坛美酒给他，他怀疑酒中有毒，用酒喂狗，狗饮酒后死亡。司马衍勃然大怒，“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又想这样做吗！”庾怿自担其责，服毒自杀。

有来自荆州的人对王导说：“庾公有意东下建康！”并嘱咐王导暗作戒备，以备不测，王导淡淡道：“我与元规并为国家大臣，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我角巾径还乌衣巷，略作戒备作甚！”

王导为何对庾亮有恃无恐呢？他有一个好亲家，郗鉴！郗鉴督流民军破王敦立下大功，被封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兗青三州军事、兗州刺史、假节，镇守广陵（扬州）。晋明帝崩，郗鉴与王导、卞壸、温峤、庾亮、陆晔等并受遗诏，成为辅政大臣。苏竣之乱郗鉴杀白马，大誓三军，自广陵渡江勤王，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拜司空，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镇守京口，首练北府兵，成为手操军权的强藩，在王庾争雄的格局中成为左右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高平郗氏本非望族，王导为拉拢他，琅琊王氏开始世代与郗氏联姻。东床坦腹的成语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郗鉴在京口派门生送信给王导，向他求女婿，王导对来人说，“君到东厢房去，任意选之。”门生看过后，回来对郗鉴说：“王家诸郎皆可嘉。闻来觅婿，都矜持拘谨；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好象没听见一样。”“呵呵！”郗鉴一笑，“正是这个好！”一问，乃王羲之也！便把女儿嫁给他。

王郗两家联姻，以东兵对抗西兵，形均衡之势，江左政局一度趋于平稳，未发生大的动荡，经济开始发展，玄风日益高涨。

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中的经学以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为适应皇权一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治《春秋》，经学一时从风而靡。我不认为经学可以代表儒学，儒学之博大精深，岂是经学所能替代。以下名教即指经学，非孔子真正精神。

随着魏晋高门士族的兴起，意识形态领域悄然发生变化，王弼、何晏首倡“名教本于自然”，开始为玄学的兴盛提供哲学理论基础，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不满于名教对人性的约束，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将玄学发展到一个极端，对名教的荒谬、虚伪和残酷进行猛烈地抨击。虽然遭到司马氏集团的打击，嵇康亦被杀害，但随着皇权的衰落，士族的兴盛，玄学在江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蔑视礼教，倡导精神自由为主的魏晋玄风，成就一代名士，他们狂放乖戾，性情率真，开创个人自由观，但非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时代的，玄学削弱经学的影响力，为士族秉政扫清思想障碍。

南方思想的混乱殃及北方，北方政权在儒学与玄风之中莫衷于是，思想的动荡引发北方持续不断的战乱，一种来自印度的文明不期而至，并在北魏的历史中达到它辉煌顶点，也书写了遭际惨酷的一页。它是如何进入中原大地的呢？又是如何被北中国君主奉若神灵的呢？请看下一集“石虎兴佛”。